第八章 明清 第一節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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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
為加強對東北地區的管理，先是明太祖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用以控制女真各部。
以後明成祖于永樂二年（1404年）在黑龍江口特林地方，設置奴兒幹衛。
永樂七年（1409年），又在特林設置奴兒幹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幹都司），下設許多衛、所，統轄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流域及庫頁島的廣大地區。
明成祖以後，奴兒幹都司所轄衛、所增加到一百八十四衛、二十所，以後又增加到三百八十四衛、二十四所。
從永樂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後派遣太監亦失哈等多次巡視奴兒幹地區，并在特林修建永甯寺，先後立有《敕修永甯寺記》和《重建永甯寺記》兩塊石碑，記述了奴兒幹都司創建的經過及亦失哈等來此巡視的情形。
對西藏的管理西藏在明代稱為烏斯藏，是藏族居住的地區。
洪武時，明朝在西藏設立兩個都指揮使司，即烏斯藏都指揮使司及朵甘衛都指揮使司，又設有指揮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萬戶府、千戶所等機構，綜理軍民事務。
永樂時，明朝還修了從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烏斯藏的驿道，設置了驿站，大為便利了西藏與内地的交通。
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為許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紅教和黃教。
紅教最先興起，在元代勢力很盛，成為西藏最大的教派。
明朝永樂年間，青海藏族僧侶宗喀巴在西藏另創黃教。
黃教興起以後，紅教就逐漸衰落下去。
永樂時，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來京朝見，被封為&ldquo大國師&rdquo。
宣德時，釋迦也失再度來京，又被封為&ldquo大慈法王&rdquo。
西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更加密切。
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苗、瑤、壯、彜、傣等族聚居地區，仍沿襲元朝的土司制度，設立土官統治，任用當地少數民族的頭人做土官。
如湖廣（今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皆有若幹土官。
土官的機構有宣慰使司、宣撫使司、安一撫使司、招讨使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等，設置宣慰使、宣撫使、安一撫使、招讨使、長官等官。
此外，又有土府、土州、土縣等，設官同于一般府州縣。
凡土官機構或隸于布政司，或隸于都司，或隸于行都司。
土官一般是世襲的，流官較少，容易形成割據勢力。
有些土官圖謀割據稱雄，時常叛亂。
明朝在平定叛亂後，往往把亂區的土司廢掉，改設流官，這叫作&ldquo改土歸流&rdquo。
四、明初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發展 1.恢複與發展農業的措施 在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産上，明初統治者采取了若幹措施。
獎勵墾荒與實行屯田元末戰亂之後，明初荒田很多，人民流亡未歸。
朱元璋即位後，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還鄉生産，還鄉者皆免稅三年，量力開墾土地，如果現在農戶丁少原來田多，不得依前占田。
如果現在丁多原來田少，地方官驗丁撥給荒田。
凡各處荒田均聽民開墾作為己業；若原業主歸來，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撥補給土地。
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各處新墾荒地，都&ldquo永不起科&rdquo①。
此外，又大興屯田。
屯田有民屯、軍屯、商屯三種，其中以軍屯規模最大。
民屯是由政一府組織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種、募民屯種等等。
洪武年間，明政一府曾不斷地把狹鄉（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寬鄉（人少地多的地方）遷移，這是移民屯種。
又明政一府曾在北方府縣近城荒地上，招募農民開墾，每人給田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菜，這是募民屯種。
民屯與一般的墾荒不同。
一般墾荒是人民自行開墾，所墾田為人民自有。
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組織，由官督民耕種，土地屬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戶。
軍屯是令軍隊屯田，積谷自給，以減少政一府的軍費開支。
明初各地衛、所兵士皆分為屯田與守城兩部分，大緻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
當時全國軍隊基本上可以實現屯田自給，屯田總額達到六十餘萬頃，所生産的糧食十分可觀。
商屯是由鹽商所舉辦的屯田。
明初為了解決邊地軍糧問題，即利用食鹽國家專一賣制度，規定鹽商運糧到邊地以充軍糧，可以換取政一府的鹽引（販鹽執照），然後持鹽引到指定的鹽場領鹽，再到指定的地區販賣，這叫作&ldquo開中&rdquo。
以後商人為免去運糧的麻煩及費用，便在邊地雇人屯田，就地繳糧，換取鹽引，此即所謂商屯。
商屯在明初對于供一應軍糧及開墾邊地，都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鼓勵種植桑棉明初朱元璋規定全國農民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種桑、麻、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加倍。
凡不種桑者，要交納絹一匹；不種麻者，交納麻布一匹；不種棉者，交納棉布一匹。
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農民能再多種棉花，則蠲免賦稅。
又下令山東、河南農民，此後凡種植桑棗果樹，都永不起科。
從此棉花的種植與使用普遍起來，不僅發展了農業生産，也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興修水利朱元璋即位後，即命所在官吏陳奏有關水利事宜，并派官員分赴各地，乘農民農隙之時，督修水利。
據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統計，全國各處所開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①。
明成祖時繼續興修水利，如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浚吳淞江，使蘇、松農田大得其利。
又工部尚書宋禮督開山東境内的會通河，并且建閘調節水量，不僅溝通了南北大運河，而且使許多農田獲得灌溉之利。
在上述措施之下，明初的荒地無不得到開墾。
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統計，天下土田共八百五十餘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有餘。
糧食的産量也大為增加，這從明政一府稅糧的增長上反映出來，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稅糧二千八十餘萬石，而到洪武二十六年，稅糧則增加到三千二百餘萬石，和元代歲糧總數一千二百餘萬石相較，約多出一倍半。
2.改革工匠制度 在手工業生産方面，工匠制度也有所變革。
明初對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戶制度，即把工匠編入專門的匠籍，不準随便脫離匠籍改業。
但元朝的匠戶完全沒有自一由，終年被勒令從事于官手工業品的制造，而明代的匠戶則得到了相對的自一由，應役時間大為縮短。
明代工匠分為輪班工匠和住坐工匠兩種。
輪班工匠隸屬于工部，是各地輪流赴京上工的工匠。
工匠輪班制開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規定各地工匠輪班到京師服役，每三年一班，期限為三個月，服役完畢即回家。
除班期外，其餘時間均歸自己支配。
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地工匠輪班辦法又有改變，有的五年一班，有的四年一班，有的三年一班，有的二年一班，有的一年一班。
在這種新辦法下，五年、四年、三年一班者，可得數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也可得一年休息。
唯獨苦了一年一班者，往返奔走于道路，沒有休息之日。
到景泰五年（1454年），全國輪班工匠又一律改為四年一班，此後終明之世不變。
輪班工匠完全是無償服役，不僅上工之日沒有代價，連往返京師的盤費也要自負。
輪班工匠占據工匠的絕大部分，據1393年統計，共有二十三萬二千八十九人。
住坐工匠是固定在京師工作的工匠，主要為皇家從事生産，隸屬于内府内官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但其匠籍管理及征調仍歸工部。
住坐工匠的名稱始于永樂年間。
住坐工匠每月上工十日，其餘二十日自一由支配，并且享有一定待遇，一般每月支米三鬥。
明代的工匠制度仍是一種勞役制，但卻給了工匠一定的自一由，這對手工業的發展是有利的。
五、明中期社會矛盾的發展與張居正改革 1.政治腐敗 宦官專權明中期以後，政治日趨腐敗，導緻宦官專權的局面。
而宦官專權的結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敗。
明太祖朱元璋鑒于漢、唐宦官專權之禍，曾嚴厲禁止宦官幹政。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後，開始信任宦官，不僅給以出使、專征、監軍之權，而且設立&ldquo東廠&rdquo特務機構，由親信宦官掌管，由此開了宦官幹政之端。
明代宦官專權，自英宗時王振始。
英宗即位時九歲，還不懂事，對宦官王振言無不從，呼為&ldquo先生&rdquo而不稱名。
當時王振掌司禮監，依仗皇帝一寵一信，權在内閣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漸敗壞，内外官吏莫不貪殘，賄賂公行。
凡朝觐官來見王振，必獻百金為禮。
王振先後擅權七年，家産計有金銀六十餘庫，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獻，其時政以賄成可以想見。
明英宗死後，兒子憲宗即位。
憲宗信任宦官，在東廠之外另設西廠，命宦官汪直掌管，所領官校倍于東廠，掌東廠太監尚銘聽其指揮，錦衣衛千戶吳緩為其爪牙，權勢遠在東廠及錦衣衛之上。
汪直利用職權，屢興大獄，任意捕殺臣民，冤死者不計其數。
明憲宗死後，兒子孝宗即位。
孝宗注意勤政，政治比較清明。
但孝宗死後，兒子武宗即位，年十五歲，信用宦官。
得一寵一的宦官有劉瑾、馬永成、邱聚、谷大用等八人，謂之八一黨一，又号稱八虎，而劉瑾最為跋扈。
時劉瑾掌司禮監，邱聚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互為聲援，勢傾中外。
劉瑾又矯诏設立内廠，由自己管領，比東、西廠更殘酷。
劉瑾先後專權五年，完全侵奪了内閣權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閣，而在劉瑾私寓辦理。
當時内外所進章奏有紅、白二本（按紙色區分），先送劉瑾者，号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者，号白本。
劉瑾又矯诏令吏、兵二部，凡遇進退文武官員，必先于劉瑾處詳議。
因而，吏、兵二部用人之權，也由劉瑾所一操一縱。
劉瑾專權時期，整個明朝官僚集一團一貪一污成風，吏治敗壞到了極點。
劉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餘萬兩，銀二億五千餘萬兩，隻此銀子一項即相當于明朝六十年的國稅收入。
土木之變與北京保衛戰英宗正統初年，蒙古瓦剌部強盛起來，其首領脫歡統一了瓦剌和鞑靼兩大部，擁立原來元朝皇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稱丞相。
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自稱太師淮王。
當時脫脫不花僅是名義上的可汗，實際上瓦剌和鞑靼兩大部的統治權完全一操一在也先手裡。
也先不僅征服了北方蒙古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東破兀良哈三衛，侵擾遼東，威脅朝鮮，日漸跋扈，成為明朝北方嚴重的邊患。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軍大舉南下，攻掠大同。
邊報傳至京師，王振不作充分準備，即挾英宗領兵五十萬親征。
大軍離京之後，北出居庸關，向大同進發。
大軍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饑寒交迫，死者滿路。
八月初，大軍抵達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軍屢敗，因而懼不敢戰，又立即折回，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境），被瓦剌軍追上，兵士死傷過半，英宗被俘，王振被護衛将軍樊忠用錘打死，此即所謂&ldquo土木之變&rdquo。
土木堡的敗訊傳來，舉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
有人主張遷都南京，以避瓦剌的兵鋒。
兵部侍郎于謙怒斥南遷之論，主張固守京師。
他急調軍隊赴京師守衛，又轉運通州倉糧入京以備守城。
于謙升為兵部尚書，他與大臣擁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為帝（景泰帝），以穩定人心，全力抗敵。
果然，不久瓦剌也先挾持英宗直一逼一北京城下，以英宗在手要挾明朝。
于謙調二十二萬大軍分布于京師九門之外，他親自率兵在德勝門外，然後關閉各城門，以示背城決以死戰。
瓦剌軍主力進攻德勝門，被打得大敗，也先之弟戰死。
攻其他城門亦失敗，也先隻有挾英宗退走。
英宗在也先手中已無多大用處，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被放回。
這次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和英宗的放回，于謙有巨大的功勞。
英宗歸來之後，朝廷出現了策劃英宗複辟的一陰一謀活動。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将軍石亨、官僚徐有貞等勾結宦官曹吉祥發動&ldquo奪門之變&rdquo①，擁英宗複位。
強加于謙以&ldquo謀逆罪&rdquo而誅殺。
宦官掌大權，正直官吏多被殺害、貶逐，政治更加腐敗。
世宗修道與嚴嵩當國明朝中期，世宗的年号是嘉靖，他在位四十五年，雖不重用宦官，但崇奉道教所給政治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
他信用方士，妄求長生，欲成神仙，登位不久，即于宮中，日事禱祀。
先是召道士邵元節入京，封為真一人，拜為禮部尚書，一寵一信十五、六年。
邵元節死後，又大一寵一方士陶仲文，也封為真一人，授為禮部尚書，并加三孤（少師、少傅、少保）銜，給予伯爵，恩遇二十年。
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後，世宗即不視朝。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乾清宮裡發生宮婢之變，楊金英等宮女十餘人，趁世宗熟睡之際，企圖把他勒死，但未成功，均被處死。
自此之後，世宗遂移居西苑，不入宮内，益求長生，日夜禱祀。
世宗專意修道，喜好青詞。
青詞是道士寫在青藤紙上的禱詞，用來焚化祭天。
凡進青詞中意者，便能入閣，稱為青詞宰相。
凡輔臣必須力贊修道，并且善寫青詞，才能得到信任，否則便失帝意而去。
世宗又獨斷自是，拒谏護短，因而直言敢谏者無所容身，隻有阿意順旨者能專一寵一固位。
所以世宗一朝，正直的大臣日少，一奸一佞之徒日多，以緻内閣中傾軋，首輔之争激烈，終至造成一奸一相一柄一國。
嚴嵩在嘉靖年間為首輔最久，影響政治也最大。
他做了很多壞事，害了不少好人，成為有名的一奸一相。
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用心供奉青詞，并盡力至西苑，勤謹伺候。
尤善揣帝意，利用世宗護短的一毛一病，因事挑一動帝怒，以傾陷他人。
凡攻嚴嵩者，均被嚴嵩報複，不是得罪而去，便是被置死地。
嚴嵩竊權謀私，賣官受賄，引用私人遍居要地，四方官員争進賄賂，先後專一政十四年始敗，弄得政治極端黑暗，邊防松一弛不堪。
庚戌之變嚴嵩當權之際，邊患嚴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率軍犯大同。
大同總兵仇鸾重賂俺答，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
八月，俺答遂引兵東去，自古北口入犯，長驅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
時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領兵來。
明世宗即拜仇鸾為大将軍，節制諸路兵馬。
兵部尚書丁汝夔請問嚴嵩如何戰守。
嚴篙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
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将勿輕舉。
諸将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
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一由焚掠，凡一騷一擾八日，于飽掠之後，仍由古北口退去。
事後，嚴嵩又殺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
因這年是庚戌年，史稱&ldquo庚戌之變&rdquo。
2.土地兼并與賦稅加重 土地兼并明中期以來，土地兼并日趨劇烈，皇室、功臣、貴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戶，無不大肆掠奪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現象。
皇室占地，稱為皇莊。
明成祖朱棣為燕王時，曾在北平宛平縣建立王莊，即帝位後改稱皇莊。
仁宗洪熙時，立有仁壽宮莊，又有清甯宮莊和未央宮莊。
憲宗即位以後，沒收太監曹吉祥在順義縣的土地，作為宮中莊田。
後來皇莊越來越多。
孝宗弘治時，京畿已有皇莊五處，共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
武宗正德時，先是京畿皇莊有數十處，共占地三萬七千五百餘頃，以後皇莊又增加到三百多處，占地當然更多。
至于諸王及勳戚所占有的莊田，又遠超過皇莊之數。
諸王及勳戚通過種種方式獲得土地，其中一種是皇帝賜田。
明初賜田之制，親王不過千頃，勳戚大臣不過百頃。
宣宗宣德以後，親王及勳戚即逐漸通過&ldquo奏乞&rdquo和&ldquo投獻&rdquo的方式，得到逾額的土地。
所謂&ldquo奏乞&rdquo，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處為&ldquo空地&rdquo、&ldquo荒地&rdquo，某處為&ldquo閑地&rdquo，&ldquo退灘地&rdquo，取得皇帝允許，便可占為己有，實則以這些名義，強占官民田地。
所謂&ldquo投獻&rdquo，本是指民人将己業自動獻給貴族，或因不勝賦役負擔，或者為求得庇護，而這樣做。
但是實際上，投獻者多為豪強一姦一滑之徒，所獻并非己業，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ldquo空閑&rdquo交給貴族。
明中葉以來，所謂&ldquo奏乞&rdquo、&ldquo投獻&rdquo不絕于書，諸王及勳戚的莊田不斷增廣。
同時，諸王及勳戚并不以&ldquo奏乞&rdquo、&ldquo投獻&rdquo土地為滿足，又對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這類情形更是多見。
諸王及勳戚的莊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總面積極大，如嘉靖年間統計，僅北京附近一帶的各類莊田，即達二十萬九百餘頃。
皇室勳戚之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在大量吞并土地。
如嘉靖時首輔嚴嵩有許多良田，遍布江西數郡，又廣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揚州，凡數十處。
随着土地兼并的發展，軍屯制度也逐漸破壞了，屯田不是被占于衛所将校，便是被占于豪強地主。
如宣宗宣德時，鎮守甯夏的甯一陽一侯陳懋私役軍士種田三千餘頃。
憲宗成化時，大同、宣府等處土地數十萬頃，全為豪強所占。
由于失掉屯田，兵士無以為生，便紛紛逃亡。
據正統三年（1438年）統計，逃軍積數已達一百二十餘萬。
至弘治、正德年間，天下軍屯已是名存實亡了。
土地兼并發展的結果，明政一府所掌握的土地數字大大減少。
明初全國土地總數為八百五十餘萬頃，而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則隻有四百二十餘萬頃，減少了一半，這些土地均被官僚地主兼并隐占而去，因而土地問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賦稅繁重明代中期，賦稅日益加重。
明初&ldquo永不起科&rdquo的田地，這時也全部征收賦稅。
明初賦稅主要是征米麥，稱為本色。
其他折征之物，稱為折色。
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明政一府把江南的賦稅一概折銀征收，規定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四石折銀一兩，共四百餘萬石折成百餘萬兩，稱之為金花銀。
但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銀米準折率大變，每糧一石征銀一兩，這樣人民的負擔無形中增加了三倍。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政一府又開始實行&ldquo加派&rdquo，在南直隸、浙江等地加派賦銀一百二十萬兩。
此後不久，又在江南地區加派役銀四十萬兩，稱為&ldquo提編&rdquo。
在賦稅加重中，江浙官田的賦稅尤重。
自明朝初年，這一地區的官田賦稅即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數額征收稅糧。
特别是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又有許多要轉輸到北京交納運輸的消耗和費用均由人民承擔。
所以，這一地區除正額稅糧外，尚有耗米之征，加耗米往往&ldquo以一征三&rdquo。
如永樂時蘇州官田糧總額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加耗之後達到八百餘萬石。
在重額稅糧的壓榨下，農民不斷破産失業。
3.農民起義 明中期以來，流民已達數百萬，散布至十餘剩後來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
起義軍主要有如下幾支。
葉宗留、鄧茂七起義葉宗留，浙江慶元人，早在正統七年（1442年），便結聚千餘人，進入浙、閩、贛交界山區采銀礦。
這裡是封禁山區，葉宗留等被官軍追捕，後出沒于浙江、福建、江西邊境地區，劫殺豪富，勢力日盛。
鄧茂七，福建沙縣佃農，正統十三年（1448年），率衆殺掉知縣起義，自稱&ldquo鏟平王&rdquo，連下二十餘縣，并進圍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隊伍很快發展到十餘萬人。
但後來這兩支起義軍都為官軍擊敗，葉宗留、鄧茂七相繼戰死。
劉通、李原起義這次起義發生在川、陝、豫、鄂四省交界的荊襄山區。
這裡自明初以來屬于禁山，人民被嚴禁流入。
但四方破産的農民仍然冒禁不斷流來墾荒開礦。
到成化時，這裡已彙集流民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
成化元年（1465年），荊襄流民在劉通（又名趙千斤）、石龍（又名石和尚）等領導下發動了起義，聚衆數萬。
官軍前來鎮壓，劉通被擒殺。
石龍率殘部退入四川，後亦被殺，起義失敗。
成化六年（1470年），荊襄流民又在劉通的部下李原（綽号李胡子）等人的領導下，再度揭起義旗，衆至百萬。
明政一府調動大軍二十五萬，分兵八路圍攻起義軍。
次年，李原等兵敗被俘，解送北京處死。
至此，荊襄流民起義完全被鎮壓下去了。
劉六、楊虎起義劉六（劉一寵一）、劉七（劉宸），河北文安人。
楊虎，河北交河人。
他們最初是劫富濟貧，被稱為&ldquo響馬盜&rdquo，後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今霸縣）舉行起義，有衆數千人。
文安縣生員趙鐩也加入農民軍中。
次年，農民軍擴大到數萬人，分為兩支活動。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支，主要在山東、河北一帶活動；楊虎、劉惠（又稱劉三）、趙鐩（綽号趙風子）等為一支，主要在河南一帶活動。
楊虎一支先是在渡小黃河（黃河故道）時，受到明軍襲擊，楊虎不幸翻船溺死，衆推劉惠為首，趙鐩為副。
劉六一支曾三次威脅京師，有五、六萬人，正德七年，明政一府大舉鎮壓農民軍，劉惠與趙鐩相繼死去，河南農民軍失敗。
劉六等勢力孤單，遂走湖北，在黃州（湖北黃岡）兵敗，投水而死。
劉七與齊彥名奪舟入江，順流東下，直至南通州（江蘇南通市）。
後，齊彥名戰死，劉七也中箭溺死。
劉六、楊虎所領導的農
為加強對東北地區的管理，先是明太祖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用以控制女真各部。
以後明成祖于永樂二年（1404年）在黑龍江口特林地方，設置奴兒幹衛。
永樂七年（1409年），又在特林設置奴兒幹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幹都司），下設許多衛、所，統轄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流域及庫頁島的廣大地區。
明成祖以後，奴兒幹都司所轄衛、所增加到一百八十四衛、二十所，以後又增加到三百八十四衛、二十四所。
從永樂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後派遣太監亦失哈等多次巡視奴兒幹地區，并在特林修建永甯寺，先後立有《敕修永甯寺記》和《重建永甯寺記》兩塊石碑，記述了奴兒幹都司創建的經過及亦失哈等來此巡視的情形。
對西藏的管理西藏在明代稱為烏斯藏，是藏族居住的地區。
洪武時，明朝在西藏設立兩個都指揮使司，即烏斯藏都指揮使司及朵甘衛都指揮使司，又設有指揮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萬戶府、千戶所等機構，綜理軍民事務。
永樂時，明朝還修了從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烏斯藏的驿道，設置了驿站，大為便利了西藏與内地的交通。
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為許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紅教和黃教。
紅教最先興起，在元代勢力很盛，成為西藏最大的教派。
明朝永樂年間，青海藏族僧侶宗喀巴在西藏另創黃教。
黃教興起以後，紅教就逐漸衰落下去。
永樂時，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來京朝見，被封為&ldquo大國師&rdquo。
宣德時，釋迦也失再度來京，又被封為&ldquo大慈法王&rdquo。
西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更加密切。
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苗、瑤、壯、彜、傣等族聚居地區，仍沿襲元朝的土司制度，設立土官統治，任用當地少數民族的頭人做土官。
如湖廣（今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皆有若幹土官。
土官的機構有宣慰使司、宣撫使司、安一撫使司、招讨使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等，設置宣慰使、宣撫使、安一撫使、招讨使、長官等官。
此外，又有土府、土州、土縣等，設官同于一般府州縣。
凡土官機構或隸于布政司，或隸于都司，或隸于行都司。
土官一般是世襲的，流官較少，容易形成割據勢力。
有些土官圖謀割據稱雄，時常叛亂。
明朝在平定叛亂後，往往把亂區的土司廢掉，改設流官，這叫作&ldquo改土歸流&rdquo。
四、明初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發展 1.恢複與發展農業的措施 在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産上，明初統治者采取了若幹措施。
獎勵墾荒與實行屯田元末戰亂之後，明初荒田很多，人民流亡未歸。
朱元璋即位後，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還鄉生産，還鄉者皆免稅三年，量力開墾土地，如果現在農戶丁少原來田多，不得依前占田。
如果現在丁多原來田少，地方官驗丁撥給荒田。
凡各處荒田均聽民開墾作為己業；若原業主歸來，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撥補給土地。
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各處新墾荒地，都&ldquo永不起科&rdquo①。
此外，又大興屯田。
屯田有民屯、軍屯、商屯三種，其中以軍屯規模最大。
民屯是由政一府組織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種、募民屯種等等。
洪武年間，明政一府曾不斷地把狹鄉（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寬鄉（人少地多的地方）遷移，這是移民屯種。
又明政一府曾在北方府縣近城荒地上，招募農民開墾，每人給田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菜，這是募民屯種。
民屯與一般的墾荒不同。
一般墾荒是人民自行開墾，所墾田為人民自有。
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組織，由官督民耕種，土地屬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戶。
軍屯是令軍隊屯田，積谷自給，以減少政一府的軍費開支。
明初各地衛、所兵士皆分為屯田與守城兩部分，大緻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
當時全國軍隊基本上可以實現屯田自給，屯田總額達到六十餘萬頃，所生産的糧食十分可觀。
商屯是由鹽商所舉辦的屯田。
明初為了解決邊地軍糧問題，即利用食鹽國家專一賣制度，規定鹽商運糧到邊地以充軍糧，可以換取政一府的鹽引（販鹽執照），然後持鹽引到指定的鹽場領鹽，再到指定的地區販賣，這叫作&ldquo開中&rdquo。
以後商人為免去運糧的麻煩及費用，便在邊地雇人屯田，就地繳糧，換取鹽引，此即所謂商屯。
商屯在明初對于供一應軍糧及開墾邊地，都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鼓勵種植桑棉明初朱元璋規定全國農民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種桑、麻、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加倍。
凡不種桑者，要交納絹一匹；不種麻者，交納麻布一匹；不種棉者，交納棉布一匹。
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農民能再多種棉花，則蠲免賦稅。
又下令山東、河南農民，此後凡種植桑棗果樹，都永不起科。
從此棉花的種植與使用普遍起來，不僅發展了農業生産，也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興修水利朱元璋即位後，即命所在官吏陳奏有關水利事宜，并派官員分赴各地，乘農民農隙之時，督修水利。
據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統計，全國各處所開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①。
明成祖時繼續興修水利，如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浚吳淞江，使蘇、松農田大得其利。
又工部尚書宋禮督開山東境内的會通河，并且建閘調節水量，不僅溝通了南北大運河，而且使許多農田獲得灌溉之利。
在上述措施之下，明初的荒地無不得到開墾。
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統計，天下土田共八百五十餘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有餘。
糧食的産量也大為增加，這從明政一府稅糧的增長上反映出來，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稅糧二千八十餘萬石，而到洪武二十六年，稅糧則增加到三千二百餘萬石，和元代歲糧總數一千二百餘萬石相較，約多出一倍半。
2.改革工匠制度 在手工業生産方面，工匠制度也有所變革。
明初對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戶制度，即把工匠編入專門的匠籍，不準随便脫離匠籍改業。
但元朝的匠戶完全沒有自一由，終年被勒令從事于官手工業品的制造，而明代的匠戶則得到了相對的自一由，應役時間大為縮短。
明代工匠分為輪班工匠和住坐工匠兩種。
輪班工匠隸屬于工部，是各地輪流赴京上工的工匠。
工匠輪班制開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規定各地工匠輪班到京師服役，每三年一班，期限為三個月，服役完畢即回家。
除班期外，其餘時間均歸自己支配。
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地工匠輪班辦法又有改變，有的五年一班，有的四年一班，有的三年一班，有的二年一班，有的一年一班。
在這種新辦法下，五年、四年、三年一班者，可得數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也可得一年休息。
唯獨苦了一年一班者，往返奔走于道路，沒有休息之日。
到景泰五年（1454年），全國輪班工匠又一律改為四年一班，此後終明之世不變。
輪班工匠完全是無償服役，不僅上工之日沒有代價，連往返京師的盤費也要自負。
輪班工匠占據工匠的絕大部分，據1393年統計，共有二十三萬二千八十九人。
住坐工匠是固定在京師工作的工匠，主要為皇家從事生産，隸屬于内府内官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但其匠籍管理及征調仍歸工部。
住坐工匠的名稱始于永樂年間。
住坐工匠每月上工十日，其餘二十日自一由支配，并且享有一定待遇，一般每月支米三鬥。
明代的工匠制度仍是一種勞役制，但卻給了工匠一定的自一由，這對手工業的發展是有利的。
五、明中期社會矛盾的發展與張居正改革 1.政治腐敗 宦官專權明中期以後，政治日趨腐敗，導緻宦官專權的局面。
而宦官專權的結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敗。
明太祖朱元璋鑒于漢、唐宦官專權之禍，曾嚴厲禁止宦官幹政。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後，開始信任宦官，不僅給以出使、專征、監軍之權，而且設立&ldquo東廠&rdquo特務機構，由親信宦官掌管，由此開了宦官幹政之端。
明代宦官專權，自英宗時王振始。
英宗即位時九歲，還不懂事，對宦官王振言無不從，呼為&ldquo先生&rdquo而不稱名。
當時王振掌司禮監，依仗皇帝一寵一信，權在内閣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漸敗壞，内外官吏莫不貪殘，賄賂公行。
凡朝觐官來見王振，必獻百金為禮。
王振先後擅權七年，家産計有金銀六十餘庫，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獻，其時政以賄成可以想見。
明英宗死後，兒子憲宗即位。
憲宗信任宦官，在東廠之外另設西廠，命宦官汪直掌管，所領官校倍于東廠，掌東廠太監尚銘聽其指揮，錦衣衛千戶吳緩為其爪牙，權勢遠在東廠及錦衣衛之上。
汪直利用職權，屢興大獄，任意捕殺臣民，冤死者不計其數。
明憲宗死後，兒子孝宗即位。
孝宗注意勤政，政治比較清明。
但孝宗死後，兒子武宗即位，年十五歲，信用宦官。
得一寵一的宦官有劉瑾、馬永成、邱聚、谷大用等八人，謂之八一黨一，又号稱八虎，而劉瑾最為跋扈。
時劉瑾掌司禮監，邱聚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互為聲援，勢傾中外。
劉瑾又矯诏設立内廠，由自己管領，比東、西廠更殘酷。
劉瑾先後專權五年，完全侵奪了内閣權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閣，而在劉瑾私寓辦理。
當時内外所進章奏有紅、白二本（按紙色區分），先送劉瑾者，号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者，号白本。
劉瑾又矯诏令吏、兵二部，凡遇進退文武官員，必先于劉瑾處詳議。
因而，吏、兵二部用人之權，也由劉瑾所一操一縱。
劉瑾專權時期，整個明朝官僚集一團一貪一污成風，吏治敗壞到了極點。
劉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餘萬兩，銀二億五千餘萬兩，隻此銀子一項即相當于明朝六十年的國稅收入。
土木之變與北京保衛戰英宗正統初年，蒙古瓦剌部強盛起來，其首領脫歡統一了瓦剌和鞑靼兩大部，擁立原來元朝皇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稱丞相。
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自稱太師淮王。
當時脫脫不花僅是名義上的可汗，實際上瓦剌和鞑靼兩大部的統治權完全一操一在也先手裡。
也先不僅征服了北方蒙古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東破兀良哈三衛，侵擾遼東，威脅朝鮮，日漸跋扈，成為明朝北方嚴重的邊患。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軍大舉南下，攻掠大同。
邊報傳至京師，王振不作充分準備，即挾英宗領兵五十萬親征。
大軍離京之後，北出居庸關，向大同進發。
大軍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饑寒交迫，死者滿路。
八月初，大軍抵達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軍屢敗，因而懼不敢戰，又立即折回，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境），被瓦剌軍追上，兵士死傷過半，英宗被俘，王振被護衛将軍樊忠用錘打死，此即所謂&ldquo土木之變&rdquo。
土木堡的敗訊傳來，舉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
有人主張遷都南京，以避瓦剌的兵鋒。
兵部侍郎于謙怒斥南遷之論，主張固守京師。
他急調軍隊赴京師守衛，又轉運通州倉糧入京以備守城。
于謙升為兵部尚書，他與大臣擁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為帝（景泰帝），以穩定人心，全力抗敵。
果然，不久瓦剌也先挾持英宗直一逼一北京城下，以英宗在手要挾明朝。
于謙調二十二萬大軍分布于京師九門之外，他親自率兵在德勝門外，然後關閉各城門，以示背城決以死戰。
瓦剌軍主力進攻德勝門，被打得大敗，也先之弟戰死。
攻其他城門亦失敗，也先隻有挾英宗退走。
英宗在也先手中已無多大用處，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被放回。
這次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和英宗的放回，于謙有巨大的功勞。
英宗歸來之後，朝廷出現了策劃英宗複辟的一陰一謀活動。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将軍石亨、官僚徐有貞等勾結宦官曹吉祥發動&ldquo奪門之變&rdquo①，擁英宗複位。
強加于謙以&ldquo謀逆罪&rdquo而誅殺。
宦官掌大權，正直官吏多被殺害、貶逐，政治更加腐敗。
世宗修道與嚴嵩當國明朝中期，世宗的年号是嘉靖，他在位四十五年，雖不重用宦官，但崇奉道教所給政治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
他信用方士，妄求長生，欲成神仙，登位不久，即于宮中，日事禱祀。
先是召道士邵元節入京，封為真一人，拜為禮部尚書，一寵一信十五、六年。
邵元節死後，又大一寵一方士陶仲文，也封為真一人，授為禮部尚書，并加三孤（少師、少傅、少保）銜，給予伯爵，恩遇二十年。
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後，世宗即不視朝。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乾清宮裡發生宮婢之變，楊金英等宮女十餘人，趁世宗熟睡之際，企圖把他勒死，但未成功，均被處死。
自此之後，世宗遂移居西苑，不入宮内，益求長生，日夜禱祀。
世宗專意修道，喜好青詞。
青詞是道士寫在青藤紙上的禱詞，用來焚化祭天。
凡進青詞中意者，便能入閣，稱為青詞宰相。
凡輔臣必須力贊修道，并且善寫青詞，才能得到信任，否則便失帝意而去。
世宗又獨斷自是，拒谏護短，因而直言敢谏者無所容身，隻有阿意順旨者能專一寵一固位。
所以世宗一朝，正直的大臣日少，一奸一佞之徒日多，以緻内閣中傾軋，首輔之争激烈，終至造成一奸一相一柄一國。
嚴嵩在嘉靖年間為首輔最久，影響政治也最大。
他做了很多壞事，害了不少好人，成為有名的一奸一相。
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用心供奉青詞，并盡力至西苑，勤謹伺候。
尤善揣帝意，利用世宗護短的一毛一病，因事挑一動帝怒，以傾陷他人。
凡攻嚴嵩者，均被嚴嵩報複，不是得罪而去，便是被置死地。
嚴嵩竊權謀私，賣官受賄，引用私人遍居要地，四方官員争進賄賂，先後專一政十四年始敗，弄得政治極端黑暗，邊防松一弛不堪。
庚戌之變嚴嵩當權之際，邊患嚴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率軍犯大同。
大同總兵仇鸾重賂俺答，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
八月，俺答遂引兵東去，自古北口入犯，長驅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
時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領兵來。
明世宗即拜仇鸾為大将軍，節制諸路兵馬。
兵部尚書丁汝夔請問嚴嵩如何戰守。
嚴篙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
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将勿輕舉。
諸将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
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一由焚掠，凡一騷一擾八日，于飽掠之後，仍由古北口退去。
事後，嚴嵩又殺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
因這年是庚戌年，史稱&ldquo庚戌之變&rdquo。
2.土地兼并與賦稅加重 土地兼并明中期以來，土地兼并日趨劇烈，皇室、功臣、貴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戶，無不大肆掠奪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現象。
皇室占地，稱為皇莊。
明成祖朱棣為燕王時，曾在北平宛平縣建立王莊，即帝位後改稱皇莊。
仁宗洪熙時，立有仁壽宮莊，又有清甯宮莊和未央宮莊。
憲宗即位以後，沒收太監曹吉祥在順義縣的土地，作為宮中莊田。
後來皇莊越來越多。
孝宗弘治時，京畿已有皇莊五處，共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
武宗正德時，先是京畿皇莊有數十處，共占地三萬七千五百餘頃，以後皇莊又增加到三百多處，占地當然更多。
至于諸王及勳戚所占有的莊田，又遠超過皇莊之數。
諸王及勳戚通過種種方式獲得土地，其中一種是皇帝賜田。
明初賜田之制，親王不過千頃，勳戚大臣不過百頃。
宣宗宣德以後，親王及勳戚即逐漸通過&ldquo奏乞&rdquo和&ldquo投獻&rdquo的方式，得到逾額的土地。
所謂&ldquo奏乞&rdquo，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處為&ldquo空地&rdquo、&ldquo荒地&rdquo，某處為&ldquo閑地&rdquo，&ldquo退灘地&rdquo，取得皇帝允許，便可占為己有，實則以這些名義，強占官民田地。
所謂&ldquo投獻&rdquo，本是指民人将己業自動獻給貴族，或因不勝賦役負擔，或者為求得庇護，而這樣做。
但是實際上，投獻者多為豪強一姦一滑之徒，所獻并非己業，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ldquo空閑&rdquo交給貴族。
明中葉以來，所謂&ldquo奏乞&rdquo、&ldquo投獻&rdquo不絕于書，諸王及勳戚的莊田不斷增廣。
同時，諸王及勳戚并不以&ldquo奏乞&rdquo、&ldquo投獻&rdquo土地為滿足，又對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這類情形更是多見。
諸王及勳戚的莊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總面積極大，如嘉靖年間統計，僅北京附近一帶的各類莊田，即達二十萬九百餘頃。
皇室勳戚之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在大量吞并土地。
如嘉靖時首輔嚴嵩有許多良田，遍布江西數郡，又廣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揚州，凡數十處。
随着土地兼并的發展，軍屯制度也逐漸破壞了，屯田不是被占于衛所将校，便是被占于豪強地主。
如宣宗宣德時，鎮守甯夏的甯一陽一侯陳懋私役軍士種田三千餘頃。
憲宗成化時，大同、宣府等處土地數十萬頃，全為豪強所占。
由于失掉屯田，兵士無以為生，便紛紛逃亡。
據正統三年（1438年）統計，逃軍積數已達一百二十餘萬。
至弘治、正德年間，天下軍屯已是名存實亡了。
土地兼并發展的結果，明政一府所掌握的土地數字大大減少。
明初全國土地總數為八百五十餘萬頃，而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則隻有四百二十餘萬頃，減少了一半，這些土地均被官僚地主兼并隐占而去，因而土地問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賦稅繁重明代中期，賦稅日益加重。
明初&ldquo永不起科&rdquo的田地，這時也全部征收賦稅。
明初賦稅主要是征米麥，稱為本色。
其他折征之物，稱為折色。
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明政一府把江南的賦稅一概折銀征收，規定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四石折銀一兩，共四百餘萬石折成百餘萬兩，稱之為金花銀。
但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銀米準折率大變，每糧一石征銀一兩，這樣人民的負擔無形中增加了三倍。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政一府又開始實行&ldquo加派&rdquo，在南直隸、浙江等地加派賦銀一百二十萬兩。
此後不久，又在江南地區加派役銀四十萬兩，稱為&ldquo提編&rdquo。
在賦稅加重中，江浙官田的賦稅尤重。
自明朝初年，這一地區的官田賦稅即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數額征收稅糧。
特别是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又有許多要轉輸到北京交納運輸的消耗和費用均由人民承擔。
所以，這一地區除正額稅糧外，尚有耗米之征，加耗米往往&ldquo以一征三&rdquo。
如永樂時蘇州官田糧總額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加耗之後達到八百餘萬石。
在重額稅糧的壓榨下，農民不斷破産失業。
3.農民起義 明中期以來，流民已達數百萬，散布至十餘剩後來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
起義軍主要有如下幾支。
葉宗留、鄧茂七起義葉宗留，浙江慶元人，早在正統七年（1442年），便結聚千餘人，進入浙、閩、贛交界山區采銀礦。
這裡是封禁山區，葉宗留等被官軍追捕，後出沒于浙江、福建、江西邊境地區，劫殺豪富，勢力日盛。
鄧茂七，福建沙縣佃農，正統十三年（1448年），率衆殺掉知縣起義，自稱&ldquo鏟平王&rdquo，連下二十餘縣，并進圍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隊伍很快發展到十餘萬人。
但後來這兩支起義軍都為官軍擊敗，葉宗留、鄧茂七相繼戰死。
劉通、李原起義這次起義發生在川、陝、豫、鄂四省交界的荊襄山區。
這裡自明初以來屬于禁山，人民被嚴禁流入。
但四方破産的農民仍然冒禁不斷流來墾荒開礦。
到成化時，這裡已彙集流民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
成化元年（1465年），荊襄流民在劉通（又名趙千斤）、石龍（又名石和尚）等領導下發動了起義，聚衆數萬。
官軍前來鎮壓，劉通被擒殺。
石龍率殘部退入四川，後亦被殺，起義失敗。
成化六年（1470年），荊襄流民又在劉通的部下李原（綽号李胡子）等人的領導下，再度揭起義旗，衆至百萬。
明政一府調動大軍二十五萬，分兵八路圍攻起義軍。
次年，李原等兵敗被俘，解送北京處死。
至此，荊襄流民起義完全被鎮壓下去了。
劉六、楊虎起義劉六（劉一寵一）、劉七（劉宸），河北文安人。
楊虎，河北交河人。
他們最初是劫富濟貧，被稱為&ldquo響馬盜&rdquo，後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今霸縣）舉行起義，有衆數千人。
文安縣生員趙鐩也加入農民軍中。
次年，農民軍擴大到數萬人，分為兩支活動。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支，主要在山東、河北一帶活動；楊虎、劉惠（又稱劉三）、趙鐩（綽号趙風子）等為一支，主要在河南一帶活動。
楊虎一支先是在渡小黃河（黃河故道）時，受到明軍襲擊，楊虎不幸翻船溺死，衆推劉惠為首，趙鐩為副。
劉六一支曾三次威脅京師，有五、六萬人，正德七年，明政一府大舉鎮壓農民軍，劉惠與趙鐩相繼死去，河南農民軍失敗。
劉六等勢力孤單，遂走湖北，在黃州（湖北黃岡）兵敗，投水而死。
劉七與齊彥名奪舟入江，順流東下，直至南通州（江蘇南通市）。
後，齊彥名戰死，劉七也中箭溺死。
劉六、楊虎所領導的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