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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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勵我再作。

    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丢開,一心隻想做小說。

    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

    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

    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

    第二期——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

     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

    《繁星》,《春水》不是詩。

    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

    我對于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

    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

    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

     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内。

    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内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 “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隻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擡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驢背上,山門下,偶一回頭望時,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裡,也沒有不可。

    (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系,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内容。

    )好在我們分欄,隻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記者 于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

    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

    第二首是有韻的。

    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内,總是應該有的。

    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

     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

    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

    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

    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

    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

    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

    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

    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

    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

    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曆,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

    詩則很少,隻有《赴敵》,《贊美所見》等。

    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内寫的。

    ——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裡。

    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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