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中的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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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繼承了中國傳統對自然的熱愛，并在她寫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風格既樸實無華又優美高雅。
”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那儀式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一手操辦的。
我記得在紅帖上，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紹人卻是胡适先生。
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識，但劉放園表兄做過北京《晨報》的編輯，同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
我不記得那天張、胡兩位是否在座；這張紅帖也已經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學慶祝建校十年的時候，我給校長住宅取名為“臨湖軒”，那塊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寫的，下面還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過燕大的美籍教師請他寫的。
如今那塊匾也不在了，雖然當燕大校友們在那裡慶祝校慶時，仍稱它為“臨湖軒”。
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張小鼎先生送來一本台灣出版的《國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峽兩岸論胡适”專号，讓我寫一篇紀念胡适先生百歲誕辰的文章。
從這本雜志裡我才詳細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因心髒病突發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舊莊墓園。
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為他沒有在故鄉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
1991年3月26晨（本篇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
”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那儀式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一手操辦的。
我記得在紅帖上，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紹人卻是胡适先生。
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識，但劉放園表兄做過北京《晨報》的編輯，同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
我不記得那天張、胡兩位是否在座；這張紅帖也已經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學慶祝建校十年的時候，我給校長住宅取名為“臨湖軒”，那塊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寫的，下面還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過燕大的美籍教師請他寫的。
如今那塊匾也不在了，雖然當燕大校友們在那裡慶祝校慶時，仍稱它為“臨湖軒”。
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張小鼎先生送來一本台灣出版的《國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峽兩岸論胡适”專号，讓我寫一篇紀念胡适先生百歲誕辰的文章。
從這本雜志裡我才詳細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因心髒病突發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舊莊墓園。
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為他沒有在故鄉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
1991年3月26晨（本篇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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