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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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麗的文辭,使我十分激動,我立刻把這本散文詩譯了出來。

    後來我又譯了他的另一本短詩《沙與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譯詩,就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這本詩集中的第51首,在印度獨立後被選為國歌)。

    它給我的感受同紀伯倫的《先知》一樣,隻是泰戈爾比紀伯倫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譯選集》第三冊來看,一本677頁的譯詩中,隻有兩首是西方人寫的,一首是美國杜波依斯的《加納在召喚》,杜波依斯是美國的黑人,也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

     他在1959年和1962年曾兩度來到中國,他說:“黑色大陸可以從中國得到最多的友誼和同情。

    ”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歐洲的阿爾巴尼亞人,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員,也到過中國。

    我譯了他寫的一篇小說《巡邏》,講的是德國法西斯分子侵略阿爾巴尼亞時的故事。

     總起來說吧,無論是叙利亞,印度,加納,朝鮮(根據1963年朝鮮作家訪華代表團團長崔榮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譯出的),尼泊爾和馬耳他的詩人的詩中,都充滿着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憤怒反抗的呼吼,因為他們都受過或還受着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也正是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1990年2月3日(本篇最初發表于《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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