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國後的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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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祖國，先住在來接我的放園表兄的上海家裡。
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們請我吃了好幾頓豐盛的筵席。
回到北京家裡，自然又有長輩親戚們接連請“接風酒”，把我慣吃面包黃油的胃，吃得油膩了，久瀉不愈。
中西醫都治過了，還沒有多大效驗，燕京大學又是九月初就要開學，我着急的了不得。
這時我們的房東、旗人祈老太太來看我，說：“大姑娘，您要聽我的話吃一種藥，包您一吃就靈。
”我的父母和我聽了都十分高興，連忙道謝。
當天下午她就帶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來，還帶了一副十分講究的鴉片煙燈和煙槍，在我的病床上，點上了白銅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煙燈，又遞過一杆黑色有綠玉嘴子的煙槍，煙鬥上已經裝上了煙泡，讓我就着燈盡管往裡吸。
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嗆着，隻覺得又苦又香，漸漸地就糊塗過去了，據說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個鐘頭，醒來時痢疾就痊愈了。
回到燕大時，許多師友問我最後是怎麼治的？我竟不敢說我是抽了大煙！ 我回到母校教學，那正是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國式的建築，翠瓦紅門，大門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進門是小橋流水，真是美輪美奂！最好的是校園裡還有一個湖。
據說這校址是從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手裡買來的，是他在北京的房産中之一。
那時湖裡還沒有水，湖中的小島上也沒有亭子，隻在島旁有一座石舫。
我記得剛住到校裡時，有一夜從朗潤園回到我住處的燕南園53号時，還是從幹涸的湖底直穿過來的。
後來不久這湖裡才放滿了水，這一片盈盈的波光，為校景添了許多春色！ 那時四座稱為“院”的女生宿舍裡，都有為女教師準備的兩室一廳的單元，還可以在宿舍裡吃女生餐廳的“小竈”。
差不多中國籍的女教師如生物系教師江先群，教育系教師陳克明等都住進去了。
我來得晚了一些，隻好住進了燕南園53号英美國籍女教師居住的小樓。
這個樓裡吃的當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兩餐卻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
我住
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們請我吃了好幾頓豐盛的筵席。
回到北京家裡，自然又有長輩親戚們接連請“接風酒”，把我慣吃面包黃油的胃，吃得油膩了，久瀉不愈。
中西醫都治過了，還沒有多大效驗，燕京大學又是九月初就要開學，我着急的了不得。
這時我們的房東、旗人祈老太太來看我，說：“大姑娘，您要聽我的話吃一種藥，包您一吃就靈。
”我的父母和我聽了都十分高興，連忙道謝。
當天下午她就帶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來，還帶了一副十分講究的鴉片煙燈和煙槍，在我的病床上，點上了白銅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煙燈，又遞過一杆黑色有綠玉嘴子的煙槍，煙鬥上已經裝上了煙泡，讓我就着燈盡管往裡吸。
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嗆着，隻覺得又苦又香，漸漸地就糊塗過去了，據說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個鐘頭，醒來時痢疾就痊愈了。
回到燕大時，許多師友問我最後是怎麼治的？我竟不敢說我是抽了大煙！ 我回到母校教學，那正是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國式的建築，翠瓦紅門，大門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進門是小橋流水，真是美輪美奂！最好的是校園裡還有一個湖。
據說這校址是從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手裡買來的，是他在北京的房産中之一。
那時湖裡還沒有水，湖中的小島上也沒有亭子，隻在島旁有一座石舫。
我記得剛住到校裡時，有一夜從朗潤園回到我住處的燕南園53号時，還是從幹涸的湖底直穿過來的。
後來不久這湖裡才放滿了水，這一片盈盈的波光，為校景添了許多春色！ 那時四座稱為“院”的女生宿舍裡，都有為女教師準備的兩室一廳的單元，還可以在宿舍裡吃女生餐廳的“小竈”。
差不多中國籍的女教師如生物系教師江先群，教育系教師陳克明等都住進去了。
我來得晚了一些，隻好住進了燕南園53号英美國籍女教師居住的小樓。
這個樓裡吃的當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兩餐卻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
我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