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許地山先生

許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帶她的女兒燕吉來看我，說是地山95歲紀念快到了，讓我寫一篇文章。

    還講到1941年地山逝世時，我沒有寫過什麼東西。

    她哪裡知道那一年正是我在重慶郊外的歌樂山閉居卧病，連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後，人家才讓我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認識是1922年在燕京大學文科的班上聽過他的課。

    那時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時替他講講書。

    我都忘了他講的是什麼，他隻以高班同學的身份來同我們講話。

    他講得很幽默，課堂裡總是笑聲不斷。

    課外他也常和學生接觸，不過那時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廠，女校在佟府夾道。

    我們見面的時候不多。

    我們真正熟悉起來是在《燕大學生周刊》的編輯會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編輯，我記得我和一位姓陳的同學是女生編輯。

    我們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時候，為一篇稿件、甚至一個字争執不休。

    陳女士總是微笑不語，我從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們打鬧慣了，因此從不退讓。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裡寫了一個“象”字（那時還不興簡筆字），地山就引經據典說是應該加上一個“立人旁”。

    寫成“像”字，把我教訓了一頓！真是“不打不成相識”，從那時起我們合作得更和諧了。

     1923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學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

    說來也真巧，我和文藻相識，還是因為我請他去找我的女同學吳樓梅的弟弟、清華的學生吳卓，他卻把文藻找來了，問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錯了人，也隻好請他加入我們燕大同學們正在玩的扔沙袋的遊戲。

    地山以後常同我們說笑話，說“虧得那時的‘陰錯陽差’，否則你們到美後，一個在東方的波士頓的威爾斯利，一個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時的火車，也許就永遠沒有機會相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