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富奶奶——一個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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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棉褲。
我聽見她低低地對吳平說：“你媽也真是，有錢供人上大學，自己的兒子連一條替換的棉褲、毛褲都沒有！”這是她末一次給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斷斷續續地對我說：“我看我這病是治不好了，您這房子雖然是土房，也是花錢買的，我死在這屋裡，孩子們将來會害怕的，您送我上醫院吧。
”我想在醫院裡，到底照顧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醫院（就是現在的上海醫院）還有許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讓黃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為她預備後事。
正好那時聽說有一戶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價出賣，我隻用了一百多塊錢（《關于女人》稿費的一部分）把它買了下來，存放在山下的一間木匠鋪裡。
到醫院後不久，她就和我們永别了。
她葬在歌樂山的墓地裡。
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沒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兒和我的兒女們都去了。
聽說，吳平在墳前嚴肅地行了一個童子軍的敬禮後，和她的兩個妹妹吳冰、吳青，都哭得站不起來！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參加人大代表團到西南視察，路經四川歌樂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墳墓，卻因為那裡駐着高射炮隊就去不成了。
黃秀琴同她的大學同學四川人李家駒結了婚，不久也把父親黃志廷接走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黃家留在四川，但是我們的通訊不斷。
黃秀琴生了兩兒兩女後，也去世了。
六十年代我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她的次子李達雄在北京郵電學院上學，假期就到我們家來稱我為“姥姥”。
直到現在他夫婦到京出差還是給我送廣柑、“菜腦殼”之類我們愛吃的東西。
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一直是親如一家…… 關于這個高尚的人的事迹，我早就想寫了，鑲在一個小銅鏡框裡的她和我們三個孩子的小相片，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的身邊，現在就在我身後的玻璃書櫃裡。
今天濃陰，又沒有什麼“不速之客”，我一口氣把從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幾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迹，寫了出來，我的眼淚是流得盡的，而我對她的憶念卻綿綿無盡！1987年6月5日薄暮
我聽見她低低地對吳平說：“你媽也真是，有錢供人上大學，自己的兒子連一條替換的棉褲、毛褲都沒有！”這是她末一次給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斷斷續續地對我說：“我看我這病是治不好了，您這房子雖然是土房，也是花錢買的，我死在這屋裡，孩子們将來會害怕的，您送我上醫院吧。
”我想在醫院裡，到底照顧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醫院（就是現在的上海醫院）還有許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讓黃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為她預備後事。
正好那時聽說有一戶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價出賣，我隻用了一百多塊錢（《關于女人》稿費的一部分）把它買了下來，存放在山下的一間木匠鋪裡。
到醫院後不久，她就和我們永别了。
她葬在歌樂山的墓地裡。
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沒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兒和我的兒女們都去了。
聽說，吳平在墳前嚴肅地行了一個童子軍的敬禮後，和她的兩個妹妹吳冰、吳青，都哭得站不起來！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參加人大代表團到西南視察，路經四川歌樂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墳墓，卻因為那裡駐着高射炮隊就去不成了。
黃秀琴同她的大學同學四川人李家駒結了婚，不久也把父親黃志廷接走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黃家留在四川，但是我們的通訊不斷。
黃秀琴生了兩兒兩女後，也去世了。
六十年代我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她的次子李達雄在北京郵電學院上學，假期就到我們家來稱我為“姥姥”。
直到現在他夫婦到京出差還是給我送廣柑、“菜腦殼”之類我們愛吃的東西。
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一直是親如一家…… 關于這個高尚的人的事迹，我早就想寫了，鑲在一個小銅鏡框裡的她和我們三個孩子的小相片，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的身邊，現在就在我身後的玻璃書櫃裡。
今天濃陰，又沒有什麼“不速之客”，我一口氣把從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幾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迹，寫了出來，我的眼淚是流得盡的，而我對她的憶念卻綿綿無盡！1987年6月5日薄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