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林巧稚大夫

看看。

    我們這裡有了五洲四海的嬰兒。

     有白胖白胖的歐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愛極了！”這時我覺得她的盡心的工作已經給她以充分的快樂。

     1978年她得了腦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時，她總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樣，不等我說完問訊她的話，她就問起“我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

    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來。

    1979年全國人大開會期内，我們又常見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輕健，談話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見她用右手摩撫她彎曲的左手指之外，簡直看不出她是得過腦血栓的人。

    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腦血栓住進醫院。

    我的醫生、她的學生告訴我，林大夫的腦病重犯了，這次比較嚴重，卧床不起。

    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們替她過八十大壽的時候，她的腦力已經衰退，人們在她床頭耳邊向她祝壽，她已經不大認得人了。

    那時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麼一個幹脆利落，一輩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癱瘓了不能動彈，她的噴湧的精力和洋溢的熱情，都被拘困在委頓松軟的軀體之中，這種“力不從心”的狀态，日久天長，她受得了嗎？昏睡時還好，當她暫時清醒過來，舉目四顧，也許看到窗簾拉得不夠平整，瓶花插得不夠妥貼。

    叫人吧，這些事太繁瑣、太細小了，不值得也不應當麻煩人，自己能動一動多好！更不用說想到她一生做慣了的醫療和科研的大事了。

    如今她能從這種“力不從心”的永遠矛盾之中解脫了出來，我似乎反為她感到釋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歲，二十世紀初，我們的祖國，正處在水深火熱的内憂外患之中，我們都是“生于憂患”的人。

    現在呢，我們熱愛的祖國，正在“振興中華”的鼓角聲中，朝氣蓬勃地向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途上邁進。

    我們這一代人在這個時期離開人世，可算是“死于安樂”了。

    我想林大夫是會同意我的話的。

    198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