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到“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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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的關頭,外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内有腐敗軟弱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政府的欺淩剝削,任何一個中國人,對于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傾向和選擇。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歐美遊曆了一年,使我對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了不滿和失望。

    回國來正趕上了“七七事變”! 我又到了我國的大西南——雲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慶,尤其是在重慶,我看到了蔣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動而且奸險兇殘,中國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國共産黨,和黨領導下的、真正抗戰的中國工農大衆身上的。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裡,我通過在香港的朋友給我秘密地寄來幾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讀,我也偷偷地收聽解放區的廣播。

    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國解放的消息傳來,我感到了畢生未曾有過的歡樂。

    一九五一年,我們終于輾轉曲折地回到了朝氣蓬勃的祖國! 一踏上了我摯愛的國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廣大的工農大衆,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瘡痍初複的大地上,歡欣辛勤地勞動,知識分子們的舊友重逢,也都說: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獨立的今天,我們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為新社會服務!” 感謝黨的關懷和教育,使我有了學習和工作的機會,有了和工農接觸、向工農學習的機會,這中間我還訪問了好幾個友好的國家和人民……這時我感到了從“五四”以來從未有過的寫作熱情,和“五四”時代還沒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頌中國共産黨和毛主席,歌頌偉大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歌頌創造我們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學形式寫下來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寫的一篇《關于散文》的文章裡,曾這樣地說過:我們中國是個散文成績最輝煌,作者最衆多的國家……不管他寫的是“銘”,是“傳”,是“記”,是“書”,是“文”,是“言”,都可以歸入散文一類……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鋒利的文學形式,最适宜于我們這個光彩輝煌的躍進時代。

    排山倒海而來的建設事業和生龍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聲巨雷、一閃明電在你耳邊眼前炫耀地隆隆地過去了,若不在情感湧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紙上,它就永遠消逝到無處追尋。

    ……要捉住“靈感”,寫散文比詩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寫得铿锵得像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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