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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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的大道理。

    我們也三三兩兩抱着大撲滿,在大風揚塵之中,荒漠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洋車,請求大家捐助幾個銅子,幫助我們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

    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于被捕學生的審問,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着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志,像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接。

    我們都貪婪地争着買,争着借,彼此傳閱。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新青年》裡魯迅先生寫的小說,像《狂人日記》等篇,尖刻地抨擊吃人的禮教,揭露着舊社會的黑暗與悲慘,讀了使人同情而震動。

     “五四”以後,在這偉大的運動裡醒起的青年們,有許許多多看清了必須革反動政權的命,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才能救國。

    他們勇敢地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撓的艱苦的道路,終于和工農兵在一起把祖國拯救了出來。

     他們有的光榮地為革命而犧牲了,有的現在在新興的祖國的各個崗位上,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

    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瀉千裡的洪流中的靠近兩岸的一小股,它沖不過河岸的阻力,隻挨着岸邊和竹頭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動着…… 毛主席說得好:“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将一事無成。

    ”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着有共産主義思想的人們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領導。

    我的資産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軟弱的本質,都使“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于文學方面——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

    “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

    我的脫離群衆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

    但是現在我并不難過,隻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農兵在一起的時候,我還總會感到激動與興奮。

    我想,在黨領導下,我還可以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學習他們,改造自己,使我能盡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我們把春天吵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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