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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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頭幾天，我已經告假住在東交民巷德國醫院，陪着我的二弟為傑——他得了猩紅熱後，耳部動了手術。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送換洗的衣服，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着白旗遊行，嘴裡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
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遊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發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
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他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
那天窗外刮着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銷了假。
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人人站在院裡激昂地面紅耳赤地談話，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我被選做了文書。
我們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
出席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參加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和對市民宣傳。
協和女子大學是個教會學校，向來對于當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
學校對于學生的教育是：“專心聽道”，“安心讀書”，其餘一概不聞不問。
但是這次空前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力量，終于把這道堤防沖破了。
對于素來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長教員們，我們也理直氣壯地和他們鬥争了。
我們堅持罷課遊行，罷課宣傳。
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曠課制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受到美籍校長和某些美國、中國的教員們的反對和譏諷。
但是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拿出最獰惡的面目來阻擋，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
同時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丢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着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着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着人民必須一緻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
在“五四”的頭幾天，我已經告假住在東交民巷德國醫院，陪着我的二弟為傑——他得了猩紅熱後，耳部動了手術。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送換洗的衣服，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着白旗遊行，嘴裡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
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遊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發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
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他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
那天窗外刮着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銷了假。
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人人站在院裡激昂地面紅耳赤地談話，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我被選做了文書。
我們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
出席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參加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和對市民宣傳。
協和女子大學是個教會學校，向來對于當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
學校對于學生的教育是：“專心聽道”，“安心讀書”，其餘一概不聞不問。
但是這次空前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力量，終于把這道堤防沖破了。
對于素來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長教員們，我們也理直氣壯地和他們鬥争了。
我們堅持罷課遊行，罷課宣傳。
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曠課制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受到美籍校長和某些美國、中國的教員們的反對和譏諷。
但是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拿出最獰惡的面目來阻擋，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
同時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丢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着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着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着人民必須一緻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