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振铎

關燈
見面的朋友……更請你多多替我們謝謝老太太,她的手藝真是高明!那夜我們談話時多,對着滿桌的佳肴,竟沒有吃好。

    面對這兩星期在船上的頓頓無味的西餐,我總在後悔,為什麼那天晚上不低下頭去盡量地飽餐一頓。

    ” 抗戰勝利後,我從重慶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訪,看見他的書架上仍是堆着滿滿的書,桌子上,窗台上都擺着滿滿的大大小小的陶俑。

    我笑說:“我們幾經遷徙,都是‘身無餘物’了,你還在保存收集這許多東西,真是使人羨慕。

    ”他笑了一笑說:“這是我的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他又是第一批來看我的朋友中之一。

    我覺得新中國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氣更大了,想象力也更豐富了。

    他手舞足蹈地講說他正在毛主席和共産黨的領導下,為他解放前多年來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這麼一個精力充沛熱情橫溢的人。

    雖然那天晚上巴金勸我不要難過(其實我知道他心裡也是難過的),我能不難過嗎?我難過的不隻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我難過的是我們中國文藝界少了一個勇敢直前的戰士! 在四害橫行,道路側目的時期,我常常想到振铎,還為他的早逝而慶幸!我想,像他這麼一個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情形,而又剛正耿直的人,必然會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樣的可悲的命運。

    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滿天春氣,老樹生花,假使他今天還健在,我準知道他還會寫出許多好文章,做出許多有益的事!我記得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曾在我們大家面前說過,他和老舍,振铎,王統照四個人,都是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

    算起來都比我大兩歲。

    我現在還活了下來!我本來就遠遠、遠遠地落在他們的後面,但是一想起他們,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貴,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須盡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還能夠做的一切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文藝報》1978年第6期,後收入《晚晴集》。

    )
0.12564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