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了貝滿中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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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閑居了半年，家裡的大人們都沒有提起我入學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應這陌生而古老的環境。
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
那時他除了在家裡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麼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幹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
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幹事朋友打聽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并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裡讀書。
仿佛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并沒有勉強他們入教。
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裡來過。
還因為在我上面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
于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
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着帽子，腳下穿着皮鞋。
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
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
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
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裡。
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面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
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
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台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
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裡，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
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于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
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歎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
” 考試和入學的手續
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
那時他除了在家裡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麼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幹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
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幹事朋友打聽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并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裡讀書。
仿佛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并沒有勉強他們入教。
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裡來過。
還因為在我上面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
于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
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着帽子，腳下穿着皮鞋。
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
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
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
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裡。
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面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
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
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台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
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裡，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
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于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
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歎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
” 考試和入學的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