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沈骊英女士

不息精神，抓住社會埋頭苦幹”，她主張“自問已勞盡力為國家服務，而不必斤斤于收獲之多少”。

    這種“不問收獲，但問耕耘”和“多做事，少說話”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平常之處。

     骊英對于她工作的成就，處處歸功于國家之愛護與友人之協助，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平常。

    抗戰期間，普通是困苦的環境多于順利的環境，而有的人很頹喪，有的人很樂觀，這都在乎個人的心理态度。

    骊英是一個“已婚女子”，以“生育為天職”，同時又是一個“公務員”，“親理試驗乃分内事”，在雙重的重負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對于下屬和工友，并不責望躁急，并不吹毛求疵，她處處表示“欽慰”，表示“這工友不可多得”，她處處感謝，處處高興，這是她平日精神修養的獨到處，使她能夠以“自信心與奮鬥力與環境合作，渡過種種的難關”。

     最後她積勞成疾，“卧床兩月，不能轉動，心至煩躁不耐”，這是我對她最表同情的地方。

    我年來多病，動辄卧床休息，抑郁煩躁，不能自解。

    而骊英卻能“看得淡，看得開”，以“卧病實與我為有益”。

    因為她以生病為讀書修養之機會，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處。

    她的結論是“我等當保養體力争取長時間之勝利，不必斤斤于一日之勞逸而贻終身之痛苦”。

    這是句千古名言。

    我要常常記住的！ 今天是重慶婦女界追悼骊英的日子，骊英是最值得婦女界追悼的一個人，我願意今日的婦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為法。

    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會，但是在床上寫完了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裡稍稍覺得溫暖。

    我萬分同情于沈宗瀚先生和他們的子女，我相信在實驗室裡，在家庭中，在她許許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滿的！然而骊英并沒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業，還有沈宗瀚先生來繼續，她對于婦女界的希望，我們要努力來奔赴，骊英有知，應當可以瞑目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歌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