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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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右派。

     詳細告訴你我怎麼當了右派的細枝末梢意思不大。

    不過,于今想起來我隻覺得我當時太傻了! 僅僅隻是因為一句話,我說了校長一句“好大喜功”的話,卻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生命的代價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縣裡把小學教師集中在縣一中裡“鳴放”時,當時報紙上已經對右派進行反擊了,我是抱着反擊右派的決心去參戰的,結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們學校新提拔的校長,就是我在師範進修時的同班同學劉建國,我倆一同分配到縣西的牛王砭小學,他在速成二班當班長時,已經是學校裡為數不多的幾個學生黨員之一。

    畢業後工作了一年就轉正為正式黨員了,第二年就提拔為牛王砭小學的校長。

    他鼓勵我要大鳴大放,要起帶頭作用。

    我很信任他,不僅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我經他介紹,已經獲得通過,正在預備期經受考驗,他的話我是完全信賴不惑的。

    我除了猛烈地反擊儲安平對新社會的污蔑之外,對改進我們學校的工作也鳴放了一些意見,說校長劉建國有些好大喜功的話,就是那些意見中最尖銳的一條,禍就從此惹下了。

     我現在也搞不清這是不是劉建國對我設下的圈套?他當時鼓勵我“鳴放”是十分真誠的,說我們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在同一個崗位上戰鬥,應該把珍貴的禮物——意見,直言不諱他講出來,幫助他改進牛王砭小學的領導工作,這不僅是老同學的關系,而且是對我的重要考驗,我信下了。

    我和他在速成二班進修時,同學們對他在政治上的堅定,工作上的積極表現,沒有不佩服的,隻是有點好大喜功,這影響了他在同學中的威信。

    到牛王魔小學工作以後,尤其是在他當了校長以後的半年中,教師們私下的議論就很明顯了,主要還是這一點毛病。

    我曾經不隻一次在和他的閑聊中給他提示過,他也不反感。

    可是,當我在“鳴放”大會上正式當作一條意見講出來以後,居然變成了“攻擊黨的領導”! 劉建國找我談話,說他冒着風險替我辯解,領導小組才将我定為“中右”,要是擱在其他人身上,有十個我就會定成十個“極右”了。

    我沒有被發落到農場去勞改,而是仍回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學的時候,這所我十分喜歡的小學對我來說變得陌生了,我的預備黨員被取消了。

    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識”之類的副課。

    沒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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