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内功”：新文學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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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采用這類蛛網式結構就滿足不了内在的要求。
服務于這種結構，金庸又采取了西方近代小說常用的一系列手法如倒叙、插叙、懸念、閃回、反諷等等。
光拿懸念一項來說，似乎中國傳統小說早就有，其實金庸小說的懸念與過去章回體小說也有很大不同。
傳統小說的懸念主要在回與回之間，是說書人為了吸引聽衆明晚再來而設的單純賣關子，金庸小說的懸念是巨大情節的中斷，是積累了大仲馬的浪漫主義小說和近代偵探小說、推理小說的藝術經驗而發展起來的，往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哪怕是局部的結構，金庸也注意借鑒“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經驗。
拿悲劇的結構方式來說，喬峰的悲劇之中就透露出古希臘悲劇的某種模式。
這位武功極高、人品又好、又有高度領袖才能的英雄人物，卻遭遇着類似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王的命運。
他越想掙紮和反抗，命運的繩索越是把他捆綁得緊。
原來，那些存心與他作對的丐幫成員全冠清之流竟是對的，喬峰反倒錯了。
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漢人。
他自以為遭到了天大的冤枉和誣陷，因為義父母、師父及一系列武林義士的被殺與他無關，而最後證明，人家并沒有完全冤枉他，這些人被殺都與他有關，因為殺人者就是他的父親。
喬峰越想洗刷，越是證明自己罪責難逃。
這難道不正是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的模式嗎？那位娶了忒拜王後的俄狄浦斯王，碰上連年瘟疫，于是求阿波羅神指示，阿波羅說，有人殺父娶母，緻招天譴。
國王努力尋找這個罪魁禍首，終于發現罪魁禍首就是自己。
原來，當初王後懷孕時曾有異夢，祭師解夢說，此子将來娶母為妻，為國招禍。
于是孩子生下之後即被腳跟釘釘，棄于荒野，正好被鄰國國王撫養成人，這就是俄狄浦斯。
他曾向命運頑強抗争，但抗争的結果卻使厄運更快地降臨到自己頭上。
真相大白之後，俄狄浦斯隻得悲壯地刺瞎雙目，終身流浪。
金庸借鑒《俄狄浦斯王》這種命運悲劇的模式去寫喬峰，卻發人深思地提出：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年代，個人出身雖無法選擇而民族關系卻需要正确處理。
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結構模式的借鑒和吸取，大大拓展了金庸小說的生活容量，同時也大大增強了金庸小說的藝術力量。
這也正是金庸小說成功的奧秘之一。
第三，金庸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綜合，兼融兩方面的長處，通俗而又洗練，傳神而又優美。
但如果仔細考察，金庸語言的基礎仍是新文學，或者說主要得力于新文學的修養。
他保持了“五四”新文學語言的新鮮活潑，少了一點歐化，增加了一點淺近的文言，既流暢利索，又古樸有力，類似于沈從文。
金庸小說因為取曆史做背景，必須和過去年代的氣氛協調，必須避免太現代化的詞語。
他在《射雕英雄傳》的《後記》中說：“我所設法避免的，隻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
‘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但除了這些，金庸小說語言的神韻還是新文學的，早年作品更清楚地顯露出這種痕迹；尤其是《白馬嘯西風》和《飛狐外傳》，可以說就是采用新文學語言寫成的，《飛狐外傳》則到後來才“改寫了太新文藝腔的，類似外國語文法的句子”(8)。
所以總體上看，金庸從新文學語言吸取了大量營養，才造就了他出色的富有表現力的叙事語言。
舉例說，《射雕英雄傳》第一回是這樣開頭的： 錢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無窮無休的從臨安牛家村邊繞過，東流入海。
江畔一排數十株烏桕樹，葉子似火燒般紅，正是八月天時。
村前村後的野草剛起始變黃，一抹斜陽映照之下，更增加了幾分蕭索。
兩株大松樹下圍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幾個小孩，正自聚精會神地聽着一個瘦削的老者說話。
過去的俠義小說會這樣開頭嗎？不會。
這完全是新文學的寫法，語言也是新文學的語言，隻是稍稍變文了一點而已（“浩浩江水”、“東流入海”、“斜陽映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說入秋季節而說陰曆的“八月天時”，從計時方法一下子點出這是中國古代；不說杭州而說“臨安”，從地名稱呼一下子點出故事發生在南宋年間；短短一段文字，把錢塘江邊的地理環境，南宋年間的曆史氣氛，當地人愛聽說書的風俗人情，到中秋前後的自然景色，都簡潔動人地寫了出來，多麼富有表現力！看似平淡，其實很經得住咀嚼品嘗，這就是新文學語言的魅力！ 再看《俠客行》第六章，丁不三和他的孫女丁珰救出石破天後撐小船回家，作者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小河如青緞帶子般，在月色下閃閃發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漣漪，小船在青緞上平平滑了過去。
有時河旁水草擦上船舷，發出低語般的沙沙聲，岸上柳枝垂了下來，拂過丁珰和石破天的頭發，像是柔軟的手掌撫摸他二人頭頂。
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隻當是又入了夢境。
(9) 這也是地道的新文學的寫景文字。
如果說有不同的話，是它比一般新文學作品寫得更優美。
也許我孤陋寡聞，我
服務于這種結構，金庸又采取了西方近代小說常用的一系列手法如倒叙、插叙、懸念、閃回、反諷等等。
光拿懸念一項來說，似乎中國傳統小說早就有，其實金庸小說的懸念與過去章回體小說也有很大不同。
傳統小說的懸念主要在回與回之間，是說書人為了吸引聽衆明晚再來而設的單純賣關子，金庸小說的懸念是巨大情節的中斷，是積累了大仲馬的浪漫主義小說和近代偵探小說、推理小說的藝術經驗而發展起來的，往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哪怕是局部的結構，金庸也注意借鑒“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經驗。
拿悲劇的結構方式來說，喬峰的悲劇之中就透露出古希臘悲劇的某種模式。
這位武功極高、人品又好、又有高度領袖才能的英雄人物，卻遭遇着類似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王的命運。
他越想掙紮和反抗，命運的繩索越是把他捆綁得緊。
原來，那些存心與他作對的丐幫成員全冠清之流竟是對的，喬峰反倒錯了。
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漢人。
他自以為遭到了天大的冤枉和誣陷，因為義父母、師父及一系列武林義士的被殺與他無關，而最後證明，人家并沒有完全冤枉他，這些人被殺都與他有關，因為殺人者就是他的父親。
喬峰越想洗刷，越是證明自己罪責難逃。
這難道不正是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的模式嗎？那位娶了忒拜王後的俄狄浦斯王，碰上連年瘟疫，于是求阿波羅神指示，阿波羅說，有人殺父娶母，緻招天譴。
國王努力尋找這個罪魁禍首，終于發現罪魁禍首就是自己。
原來，當初王後懷孕時曾有異夢，祭師解夢說，此子将來娶母為妻，為國招禍。
于是孩子生下之後即被腳跟釘釘，棄于荒野，正好被鄰國國王撫養成人，這就是俄狄浦斯。
他曾向命運頑強抗争，但抗争的結果卻使厄運更快地降臨到自己頭上。
真相大白之後，俄狄浦斯隻得悲壯地刺瞎雙目，終身流浪。
金庸借鑒《俄狄浦斯王》這種命運悲劇的模式去寫喬峰，卻發人深思地提出：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年代，個人出身雖無法選擇而民族關系卻需要正确處理。
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結構模式的借鑒和吸取，大大拓展了金庸小說的生活容量，同時也大大增強了金庸小說的藝術力量。
這也正是金庸小說成功的奧秘之一。
第三，金庸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綜合，兼融兩方面的長處，通俗而又洗練，傳神而又優美。
但如果仔細考察，金庸語言的基礎仍是新文學，或者說主要得力于新文學的修養。
他保持了“五四”新文學語言的新鮮活潑，少了一點歐化，增加了一點淺近的文言，既流暢利索，又古樸有力，類似于沈從文。
金庸小說因為取曆史做背景，必須和過去年代的氣氛協調，必須避免太現代化的詞語。
他在《射雕英雄傳》的《後記》中說：“我所設法避免的，隻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
‘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但除了這些，金庸小說語言的神韻還是新文學的，早年作品更清楚地顯露出這種痕迹；尤其是《白馬嘯西風》和《飛狐外傳》，可以說就是采用新文學語言寫成的，《飛狐外傳》則到後來才“改寫了太新文藝腔的，類似外國語文法的句子”(8)。
所以總體上看，金庸從新文學語言吸取了大量營養，才造就了他出色的富有表現力的叙事語言。
舉例說，《射雕英雄傳》第一回是這樣開頭的： 錢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無窮無休的從臨安牛家村邊繞過，東流入海。
江畔一排數十株烏桕樹，葉子似火燒般紅，正是八月天時。
村前村後的野草剛起始變黃，一抹斜陽映照之下，更增加了幾分蕭索。
兩株大松樹下圍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幾個小孩，正自聚精會神地聽着一個瘦削的老者說話。
過去的俠義小說會這樣開頭嗎？不會。
這完全是新文學的寫法，語言也是新文學的語言，隻是稍稍變文了一點而已（“浩浩江水”、“東流入海”、“斜陽映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說入秋季節而說陰曆的“八月天時”，從計時方法一下子點出這是中國古代；不說杭州而說“臨安”，從地名稱呼一下子點出故事發生在南宋年間；短短一段文字，把錢塘江邊的地理環境，南宋年間的曆史氣氛，當地人愛聽說書的風俗人情，到中秋前後的自然景色，都簡潔動人地寫了出來，多麼富有表現力！看似平淡，其實很經得住咀嚼品嘗，這就是新文學語言的魅力！ 再看《俠客行》第六章，丁不三和他的孫女丁珰救出石破天後撐小船回家，作者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小河如青緞帶子般，在月色下閃閃發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漣漪，小船在青緞上平平滑了過去。
有時河旁水草擦上船舷，發出低語般的沙沙聲，岸上柳枝垂了下來，拂過丁珰和石破天的頭發，像是柔軟的手掌撫摸他二人頭頂。
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隻當是又入了夢境。
(9) 這也是地道的新文學的寫景文字。
如果說有不同的話，是它比一般新文學作品寫得更優美。
也許我孤陋寡聞，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