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紅學三友

——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剛 平生兩次遊美，1980年的國際紅學大會已有文粗記。

    1986年秋又重遊，是去做LuceScholar(魯斯學者)。

    提起Luce，早有緣分：我入燕京大學(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處遊賞之地即是LucePavilion，乃Luce捐資所建，燕園中人則稱之曰“島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個小島，乾隆時舊園遺迹石舫，即在其東側。

    我在亭中加入國劇社，唱了一段“西皮慢闆”；中秋夜獨到亭旁賞月懷鄉。

    那時如何想到我七十歲時又與其續結學緣。

     閑話休題。

    且說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見一份華文大報上的一條鬥大的鉛字标題：《紅樓風雨急》!不禁大吃一驚。

     細讀了這整版的長文，方知是夏、唐兩位老朋友因薄物細故的“《紅樓》問題”而起了争端——由學術竟發展到學術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貶……唐德剛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題是：《夏志清貼我的“大字報”》(此乃戲用大陸“文革”時的用語)。

    簡直又驚人又逗人，一時軒然大波，震動紐約教育、學術界。

     但他們兩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時“交鋒”，不久就為關心的友好們“打和”了，複交如初。

    這是一樁趣聞兼佳話，二人風格皆可師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Madison。

    1987年暮春之初，紐約的學者及華人文化團體都來邀我到紐約去講紅學。

    于是我才有了東行的機緣與興會。

     先說明，那春夏是兩次訪問了紐約。

    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頓轉到紐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顧。

     我是個不太好“挪動”的人，雖有Luce的旅行費，也不想到各城去廣開眼界。

    忽有學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講《紅》。

    這是美國數一數二、幾乎壓倒哈佛的名校，我卻願去看看。

    于是商量講什麼題目，浦先生喜歡聽我講《紅樓》結構學，約定後于3月31日飛抵紐約，一位美國學生到站迎接，并開車直奔普城。

    到達寓所還未坐定，台灣籍名教授高友工先生便熱情來打招呼——後知他是向來不肯如此行動的，對我真是特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