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本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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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承友人段啟明同志提供了一項《石頭記》異本的資料，很可寶貴，因撰小文，以備研者參考。
先說一說此事的原委。
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間，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安頓在華西壩。
第一位來訪的客人是淩道新同志，我們是南開中學、燕京大學的兩度同窗，珍珠灣事變以後，學友星散，各不相聞者已經十多年了，忽然在錦城相值，他已早在華大任教，真是他鄉故知之遇，欣喜意外。
從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廟，薛濤井墓，都是我們偕遊之地。
倡和之題，也曾共同從事漢英譯著的工作，相得甚歡。
當年秋天，院校調整，他到了重慶北碚西南師院曆史系；我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仍在成都。
一九五四年上元佳節，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備酒肴，請師院的多位關懷紅學的教授相聚，記得其中有吳宓、孫海波、吳則虞諸位先生。
蒙他們熱情相待，并各各談述了關于紅學的一些轶聞掌故和資料線索，也可算是一時之盛。
就中，吳則虞先生着重談了李慈銘《越缦堂日記》所記的那個異本。
他并說，李氏所記的“朱蓮坡太史”，猶有後人，此本或還可蹤迹。
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
其後，吳則虞先生也奉調入京，在哲學研究所工作。
大約到六一、六二年間，我又請吳先生用書面為我重叙舊談，留為考索的資料，蒙他寫了一封信，詳細地記述了朱氏後人的名、字、學曆、職業、經曆、為人的性格、風度，後來的下落，異本的去向……。
這封長信，是一項很難得的文獻史料，可惜我後因事故，很多信函資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無可再尋。
我隻記得，吳先生所說的這位朱氏後人，是他的中學時期的業師，有才學，但落拓不羁，不易為人所知重，最後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慶一帶，書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後來，我和啟明同志認識了，他對紅學也有興趣，說來也巧，他也是西南師院的老師。
他每年冬天回京省親，有一次，乘他見訪之際，就提起上述的這件事，拜托他在重慶留意探訪這個線索。
事情本來是很渺茫的，隻是抱着一個萬一之想罷了。
不料啟明後來居然查到了一個頭緒。
他因事到重慶，便到重慶圖書館去調查訪問。
據館方的同志說：在重慶《新民晚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發現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樓》，署名“朱衣”。
全文不長，今迻錄于下： 紅樓夢一書，盡人皆知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為高鹗所作；而坊間所刊百二十回之紅樓夢，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則鮮有知音。
餘家有
先說一說此事的原委。
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間，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安頓在華西壩。
第一位來訪的客人是淩道新同志，我們是南開中學、燕京大學的兩度同窗，珍珠灣事變以後，學友星散，各不相聞者已經十多年了，忽然在錦城相值，他已早在華大任教，真是他鄉故知之遇，欣喜意外。
從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廟，薛濤井墓，都是我們偕遊之地。
倡和之題，也曾共同從事漢英譯著的工作，相得甚歡。
當年秋天，院校調整，他到了重慶北碚西南師院曆史系；我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仍在成都。
一九五四年上元佳節，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備酒肴，請師院的多位關懷紅學的教授相聚，記得其中有吳宓、孫海波、吳則虞諸位先生。
蒙他們熱情相待，并各各談述了關于紅學的一些轶聞掌故和資料線索，也可算是一時之盛。
就中，吳則虞先生着重談了李慈銘《越缦堂日記》所記的那個異本。
他并說，李氏所記的“朱蓮坡太史”，猶有後人，此本或還可蹤迹。
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
其後，吳則虞先生也奉調入京，在哲學研究所工作。
大約到六一、六二年間，我又請吳先生用書面為我重叙舊談，留為考索的資料，蒙他寫了一封信，詳細地記述了朱氏後人的名、字、學曆、職業、經曆、為人的性格、風度，後來的下落，異本的去向……。
這封長信，是一項很難得的文獻史料，可惜我後因事故，很多信函資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無可再尋。
我隻記得，吳先生所說的這位朱氏後人，是他的中學時期的業師，有才學，但落拓不羁，不易為人所知重，最後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慶一帶，書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後來，我和啟明同志認識了，他對紅學也有興趣，說來也巧，他也是西南師院的老師。
他每年冬天回京省親，有一次，乘他見訪之際，就提起上述的這件事，拜托他在重慶留意探訪這個線索。
事情本來是很渺茫的，隻是抱着一個萬一之想罷了。
不料啟明後來居然查到了一個頭緒。
他因事到重慶，便到重慶圖書館去調查訪問。
據館方的同志說：在重慶《新民晚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發現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樓》，署名“朱衣”。
全文不長，今迻錄于下： 紅樓夢一書，盡人皆知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為高鹗所作；而坊間所刊百二十回之紅樓夢，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則鮮有知音。
餘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