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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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着這種心情，于是我試讀了《射鵰英雄傳》，一讀之後，竟然就放不下來。
1991年我在舊金山時，又有青年朋友鼓動我為當地一個華文文化中心講講自己對金庸小說的看法（陸铿先生曾在《百姓》雜志上為此發了專文報導）。
所以，我之閱讀、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說，可以說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動、督促之下，後來竟至漸漸覺得不為他們做點事就欠了感情的債，就會有重壓之感，覺得不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既有愧于文學史研究者的責任，也辜負了年輕朋友的期待。
至于文界個别人士的無端指責，那是發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
此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鑒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學（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聞事業、小說創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授予他名譽教授稱号，我也在這一儀式上發表了題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辭。
不料，此舉遭到了一位雜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諷和譴責，他在1994年12月2日出版的廣州《南方周末》上，刊發了《拒絕金庸》一文，說他雖然沒有讀過金庸小說，卻知道武俠小說“有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說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号是“北大自貶身份而媚俗”。
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開設元曲研究課程1竟受到上海文人攻擊一事。
1①1917、1918年吳梅在北大國文系開設“詞曲”和宋元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兩門課程，前者講到元代散曲，後者講到元代雜劇。
周作人曾在1930年寫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說：北大的學風仿佛有點迂闊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肯冒點險卻并不想獲益，這在從前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來計劃溝通文理，注重學理的研究，開辟學術的領土，尤其表示得明白。
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隻就文科一方面來說，北大的添設德、法、俄、日各文學系，創辦研究所，實在是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事。
有好些事情随後看來并不覺得什麼稀奇，但在發起的當時卻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與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
”懷着這種心情，于是我試讀了《射鵰英雄傳》，一讀之後，竟然就放不下來。
1991年我在舊金山時，又有青年朋友鼓動我為當地一個華文文化中心講講自己對金庸小說的看法（陸铿先生曾在《百姓》雜志上為此發了專文報導）。
所以，我之閱讀、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說，可以說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動、督促之下，後來竟至漸漸覺得不為他們做點事就欠了感情的債，就會有重壓之感，覺得不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既有愧于文學史研究者的責任，也辜負了年輕朋友的期待。
至于文界個别人士的無端指責，那是發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
此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鑒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學（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聞事業、小說創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授予他名譽教授稱号，我也在這一儀式上發表了題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辭。
不料，此舉遭到了一位雜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諷和譴責，他在1994年12月2日出版的廣州《南方周末》上，刊發了《拒絕金庸》一文，說他雖然沒有讀過金庸小說，卻知道武俠小說“有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說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号是“北大自貶身份而媚俗”。
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開設元曲研究課程1竟受到上海文人攻擊一事。
1①1917、1918年吳梅在北大國文系開設“詞曲”和宋元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兩門課程，前者講到元代散曲，後者講到元代雜劇。
周作人曾在1930年寫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說：北大的學風仿佛有點迂闊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肯冒點險卻并不想獲益，這在從前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來計劃溝通文理，注重學理的研究，開辟學術的領土，尤其表示得明白。
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隻就文科一方面來說，北大的添設德、法、俄、日各文學系，創辦研究所，實在是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事。
有好些事情随後看來并不覺得什麼稀奇，但在發起的當時卻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與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