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是司馬遷何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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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看來是無所畏懼的了。

    那麼他在《報書》中對戾太子事為什麼未吐一字呢?答案就在于當時他寫《報書》之時,戾太子事尚未發生。

    與此相反,何文對太始四年說提出質疑。

    他認為《報書》作于征和二年的理由是:一、怎麼解釋“會東從上來”?“會”,正遇上。

    “東”,往東,“從上”,跟随皇上。

    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舉兵後,司馬遷跟随漢武帝自甘泉宮還長安的事。

    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從甘泉宮還長安,是由西向東走。

    司馬遷當時任中書令,是皇帝當然的随行人員,所以說是“會東從上來”。

    二、如何解釋“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旬月”,滿一個月。

    “季冬”,十二月,漢律,十二月處決囚犯。

    “薄”,同“迫”。

    “從上”,跟随皇上。

    “上雍”,上雍地去。

    雍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南,其地有五畤,漢武帝常到那裡祠神。

    這句話是說,再過一個月,就進入處決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時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

    《漢書。

    武帝紀》“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說的是具體到達雍地的時間,而《報書》說的是迫于要跟武帝去雍地的出發時間,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三、《報書》說的“今少卿抱不測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節一事而言的。

    因為這件事是不久前發生的,所以作者說任安受到“不測之罪”。

    四、《報書》說“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閑”。

    又說“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餘年矣”。

    這些話也可證明此書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司馬遷在戾太子舉兵(征和二年七月)後,跟随武帝還長安,當在征和二年左右。

    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獄中。

    這與“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閑”的話完全相應。

    這句話是說,我們見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終匆忙急促,沒有一點空閑。

    司馬遷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1年“任為郎中”,到寫《報書》的征和二年恰好度過21年的仕宦生活,所以這和《報書》中說的“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餘年矣“完全符合。

    五、司馬遷這封《報書》是和自己的生死有關系的。

    這封書滿腔憤怒,大發牢一騷一。

    對于漢王朝屠一殺功臣的行為更予以大膽的揭露。

    這些無情揭露,活畫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帝王的專制殘暴,使人感到觸目驚心。

     看完前說,讀者便知《報書》究竟作于何時,目前仍是一個懸案。

     (周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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