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一首什麼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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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憐”,不能不在這兩個形象身上集中了譴責和同情,恨和一愛一這樣兩種矛盾的思想情緒,不能不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具有兩重一性一。

    “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因為,一、全詩一方面對李、楊兩人的荒一婬一生活招緻禍亂,作了明顯的諷刺;另一方面對楊貴妃的死和兩人誠笃的相思賦與很大的同情。

    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二、就陳鴻的話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諷喻這兩個方面。

    所謂“感其事”,就是被李、楊的悲劇所感動,因而賦與同情:“懲尤物,窒亂階”,就是指玄宗因溺于女色而招緻禍亂,必須給以諷刺。

    三、是詩的前段采用了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以諷喻為主,後段則多用一浪一漫主義手法,借李、楊故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長恨歌》是同情和諷喻的結合一體,不能将它看成是純粹的諷刺詩和一愛一情詩。

     第二次讨論從近年來開始,目前還在繼續。

    不少研究者圍繞上述諸說,深入發掘,不斷提出一些新見解,力圖在已有的基礎上前進。

    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感傷說”。

    有人說,《長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創作的,它與中唐的文學創作潮流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體現着這個創作潮流中大部分詩作的共同特點,抒寫着感慨國運盛極而衰的共同主題,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時代興衰轉變時期的感傷、凄涼之感。

    所謂“長恨”,不僅僅是作者對李、楊悲劇的“長恨”,更主要的是對統治階級不能保持唐朝開元、天寶時期的興盛,反而在盛世中縱一情享樂而招緻國破國衰局面的“長恨”,是對一個全盛時代衰亡的“長恨”。

    也有人說,白居易寫《長恨歌》,“是通過對曆史人物的詠歎,表達他個人的痛苦。

    ”為此,他借曆史題材,抒寫與情一人永别離時的長相思之痛,為自己的不幸一愛一情遭遇,寫了一曲凄婉的哀歌。

    這是因為:詩人創作此詩時,正是他遭受一愛一情痛苦的深淵時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編集時,把《長恨歌》列入“感傷”詩類中;另外,詩中塑造了一個美麗動人的女一性一形象,體現了下層市民的審美趣味。

     (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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