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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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說二月的花盛極一時，可是我覺得經霜的紅葉卻強于二月的花。
但是還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這樣：少年得意的幸運兒雖然像二月的花那樣大紅大紫，氣勢淩人，可是他們經不起風霜，怎及得楓葉經霜之後，比二月的花更紅。
這樣，霜葉就比喻雖不得志但有學問抱負的人，也可以說，杜牧拿它來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于高門世族。
他的祖父就是編輯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過唐朝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
杜牧的伯父、堂兄們，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過節度使，也做過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卻不得志。
他少年登科，關心國事，頗有用世之志，然而夾在那時黨争之中，做京官備位閑曹，而迫于經濟，（杜牧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并沒多大産業，所以他自說“幼孤貧”，後來他不得靠官俸度日。
）不得不屢求外放。
中年以後，這位“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人頗有點苦悶，轉而為曠達，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對照。
凡是讀過《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的。
這一首《山行》，何時所作，已不可考，但詩境既屬曠達一類，當系中年以後之作，（杜牧四十以後，八年中間，做了四個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歲卒。
）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釋，就是根據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點而作了大膽的推論。
但是為什麼我又改“于”為“似”而後用作我的書名呢？ 這就要談一談我寫這本書的企圖。
本來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想在總的方面指出這時期革命雖遭挫折，反革命雖暫時占了上風，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後勝利；書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黨人，可是考驗結果，他們或者消極了，或者投向反動陣營了。
如果拿霜葉作比，這些假左派，雖然比真的紅花還要紅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
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後反革命勢力暫時占了上風的情況來看，他們（反革命）得勢的時期不會太長，正如霜葉，不久還是要凋落。
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這句詩，卻又改了一個字的理由了。
當然，這樣地反用原詩的意義，截取一句作書名，不免有點牽強，但當時急切間想不出更好的書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緊，便姑且用了再說。
誰知道此後人事變幻，總沒有時間續寫此書，以至這書名和本書現有的一部分更加聯系不上。
年來亦常有人以此見詢，現在趁本書改排新版的機會，特在此簡要地說明其中的經過。
倒也沒有聊自解嘲的意圖，不過回憶此書在“兩部鼓吹”聲中寫作的情況，頗堪發笑，而當時的幾位鄰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來，正是“霜葉”，然則保留此書名，在我自己，小小有點紀念彼時彼地之意，似亦未嘗不可。
如果我能夠多活幾年，找出時間，續成此書，了此宿逋，那當然更好。
不過，我不敢在這裡開支票。
茅盾于北京，１９５８年４月
但是還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這樣：少年得意的幸運兒雖然像二月的花那樣大紅大紫，氣勢淩人，可是他們經不起風霜，怎及得楓葉經霜之後，比二月的花更紅。
這樣，霜葉就比喻雖不得志但有學問抱負的人，也可以說，杜牧拿它來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于高門世族。
他的祖父就是編輯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過唐朝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
杜牧的伯父、堂兄們，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過節度使，也做過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卻不得志。
他少年登科，關心國事，頗有用世之志，然而夾在那時黨争之中，做京官備位閑曹，而迫于經濟，（杜牧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并沒多大産業，所以他自說“幼孤貧”，後來他不得靠官俸度日。
）不得不屢求外放。
中年以後，這位“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人頗有點苦悶，轉而為曠達，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對照。
凡是讀過《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的。
這一首《山行》，何時所作，已不可考，但詩境既屬曠達一類，當系中年以後之作，（杜牧四十以後，八年中間，做了四個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歲卒。
）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釋，就是根據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點而作了大膽的推論。
但是為什麼我又改“于”為“似”而後用作我的書名呢？ 這就要談一談我寫這本書的企圖。
本來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想在總的方面指出這時期革命雖遭挫折，反革命雖暫時占了上風，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後勝利；書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黨人，可是考驗結果，他們或者消極了，或者投向反動陣營了。
如果拿霜葉作比，這些假左派，雖然比真的紅花還要紅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
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後反革命勢力暫時占了上風的情況來看，他們（反革命）得勢的時期不會太長，正如霜葉，不久還是要凋落。
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這句詩，卻又改了一個字的理由了。
當然，這樣地反用原詩的意義，截取一句作書名，不免有點牽強，但當時急切間想不出更好的書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緊，便姑且用了再說。
誰知道此後人事變幻，總沒有時間續寫此書，以至這書名和本書現有的一部分更加聯系不上。
年來亦常有人以此見詢，現在趁本書改排新版的機會，特在此簡要地說明其中的經過。
倒也沒有聊自解嘲的意圖，不過回憶此書在“兩部鼓吹”聲中寫作的情況，頗堪發笑，而當時的幾位鄰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來，正是“霜葉”，然則保留此書名，在我自己，小小有點紀念彼時彼地之意，似亦未嘗不可。
如果我能夠多活幾年，找出時間，續成此書，了此宿逋，那當然更好。
不過，我不敢在這裡開支票。
茅盾于北京，１９５８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