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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小型的演講會講話後，就向一位教授打聽一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龍王際真先生的情況，很想去看看他，際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達十年，那個系的基礎，原是由他奠定的。
即以《紅樓夢》五書研究而，議論了就是把這部十八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第一人。
人家告訴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獨自一人住在大學附近一個退休教授公寓三樓中，後來又聽另外人說，他的妻不幸上逝，因此人很孤僻，長年把自己關在寓所樓上，既極少出門見人，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訪，是個古怪老人。
我和際真認識，是在一九二八年。
那年他由美返國，将回山東探親，路過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
此後曾繼續通信。
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
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
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後得到他不少幫助。
際真長我六七歲，我們一别五十餘年，真想看看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紀隔離彼此不同的情況。
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給他寫了個信，說我這次到美國。
很希望見到幾個多年不見的舊友，如鄧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
準備去紐約專誠拜訪。
回信說，在報上已見到我來美消息。
目前彼此都老了，醜了，為保有過去年青時節印象，不見面還好些。
果然有些古怪。
但我想，際真長期過着極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難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謂“怪”，或許倒正是目下認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業已消失無餘的稀有難得的品質。
雖然回信像并不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兆和、充和、傅漢思和我，曾兩次電話相約兩度按時到他家拜訪。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廚房忙起來了。
盡管他連連聲稱廚房不許外人插手，還是為他把一切洗得幹幹淨淨。
到把我們帶來的午飯安排上桌時，他卻承認作得很好。
他已經八十五六歲了，身體精神看來還不錯。
我們随便談下去，談得很愉快。
他仍然保有山東人那種爽直淳厚氣質。
使我驚訝的是，他竟忽然從抽屜裡取出我的兩本舊作，《鴨子》和《神巫之愛》！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習作，還是我出的第一個綜合性集子。
這兩本早年舊作，不僅北京上海舊書店已多年絕迹，連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見到。
書已經破舊不堪，封面脫落了，由于年代過久，書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碎片碎屑直往下掉。
可是，能在
即以《紅樓夢》五書研究而，議論了就是把這部十八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第一人。
人家告訴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獨自一人住在大學附近一個退休教授公寓三樓中，後來又聽另外人說，他的妻不幸上逝，因此人很孤僻，長年把自己關在寓所樓上，既極少出門見人，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訪，是個古怪老人。
我和際真認識，是在一九二八年。
那年他由美返國，将回山東探親，路過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
此後曾繼續通信。
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
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
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後得到他不少幫助。
際真長我六七歲，我們一别五十餘年，真想看看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紀隔離彼此不同的情況。
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給他寫了個信，說我這次到美國。
很希望見到幾個多年不見的舊友，如鄧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
準備去紐約專誠拜訪。
回信說，在報上已見到我來美消息。
目前彼此都老了，醜了，為保有過去年青時節印象，不見面還好些。
果然有些古怪。
但我想，際真長期過着極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難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謂“怪”，或許倒正是目下認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業已消失無餘的稀有難得的品質。
雖然回信像并不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兆和、充和、傅漢思和我，曾兩次電話相約兩度按時到他家拜訪。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廚房忙起來了。
盡管他連連聲稱廚房不許外人插手，還是為他把一切洗得幹幹淨淨。
到把我們帶來的午飯安排上桌時，他卻承認作得很好。
他已經八十五六歲了，身體精神看來還不錯。
我們随便談下去，談得很愉快。
他仍然保有山東人那種爽直淳厚氣質。
使我驚訝的是，他竟忽然從抽屜裡取出我的兩本舊作，《鴨子》和《神巫之愛》！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習作，還是我出的第一個綜合性集子。
這兩本早年舊作，不僅北京上海舊書店已多年絕迹，連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見到。
書已經破舊不堪，封面脫落了，由于年代過久，書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碎片碎屑直往下掉。
可是，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