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幹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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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真急死人,真氣死人”。

    梁任公先生這樣的太息痛恨,因為他的主張——趕快組織會審委員會——雖然“英當局聞已露可以勉從之意”,雖然中國的“當局也頗贊成此說”,可是因為“學界反對”,政府終于不敢提出。

     “哎!真急死人,真氣死人。

    ”我們這樣的太息痛恨,因為滬案鬧了半個月,許多人還沒有了解它根本的問題,就連素以學通東西敏捷出名的梁任公先生也沒有懂得。

     梁先生同他的朋友隻看見“殺人抵命”那一點。

    所以他們看來,不組織會審機關便無從調查事實,不調查事實便無從确定罪名,罪名不确定,便達不到殺人償命的目的。

    法律家的眼光原是如此的。

    并不是他們錯了,隻是他們看見了目前的土壤便看不見遠處的山丘,他們看見了兩三個斑點便忘記了全豹。

    五月三十日的慘殺可以說是租界吏役人們個人的暴行,可是事前的禁止遊行,濫捕學生。

    是個人的行為麼?後幾天的“戒嚴令”,是個人的行為麼?中國外交當局雖然提出抗議,租界軍警還是天天慘殺,天天查封學校,天天施行種種高壓強暴的手段,也是個人的行為麼?英領事為什麼不禁止租界吏役?英公使為什麼不令英領事禁止租界吏役?這是可以用會審委員會的機關,法律的手續解決的問題麼? 滬案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北京大學教職員同人在他們所宣布的《關于滬案性質的辨正》一篇文章裡已經說得明明白白。

    我們知道與梁任公先生同意的很有些人,他那篇文字可以代表一部分法律家的主張。

    因為他的一篇文章而讓大家有一個讨論和徹底了解這問題的根本點的機會,梁先生也不為無功了。

     梁先生的意見我們是不贊成的,可是我們相信他的動機也出于愛國之心,隻是他上了一班拘謹的法律家的當罷了。

    他錯了,我們應當指正,可是我們隻須用言論折服他。

    聽說有人去禁止他再做文章,并且命令他即日離京,那未免做得太過分了。

     某君接到他上海的一個朋友某西人來信,說起上海方面的運動,幾乎隻有宣傳,沒有組織。

    他又說,這次的罷工,西人生活方面并沒有感覺到什麼不方便。

    大約“沒有組織”實在是中國人的大毛病。

    中國人民無論有事沒事總是一盤散沙似的,團結不起來。

    現在固然沒有領袖的人才,說到這裡,我們不免又傷悼中山先生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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