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我的幾個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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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

    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争辯。

    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争辯,還不如說是為争辯而争辯。

    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

    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閑着沒事,他隻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

    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老頭是位博士。

    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讨論文學與哲學。

    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隻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面包。

    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閑了三年。

    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

    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為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

    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

    艾支頓隻要手裡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

    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裡去吃一頓飯。

    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

    這一點上,他不象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

    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裡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準,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

    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别的關系。

    在公寓裡,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

    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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