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選詩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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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倒有一份，卻塵封在白馬湖一間屋頂上。
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書取回來；但路費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認賬，隻算胡思亂想罷了。
《每周評論》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給誰借走了，一直沒回來。
暑中去看周啟明先生，他卻有一份全的；他說适之先生也有一份。
第三份大約就找不出了。
我的《星期評論》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攤上買着了半份，還可對付着。
清華大學圖書館收的新詩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來。
又查《開明》上載過的詩蠹所作新詩集目錄和别人所補的，加上開明版《全國出版物總目錄》裡所載的；凡清華未收各集，都想買來看看。
但是看見周啟明先生的時候，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麼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
那天周先生借給我許多新詩集；又答允借《每周評論》、《晨報副刊》，——自己拿不了，說定派人去取。
但是回來一核計，照我原拟的規模，至少也得三五個月，那顯然不成。
況且詩集怕也搜不齊；《覺悟》雖由趙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
——趙先生寄的《玄廬文存》、《新詩選》、《分類白話詩選》，卻是我未見過的書。
《新詩選》我沒有用，别的都用了。
有了《新詩年選》和《分類白話詩選》，《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裡沒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緻遺漏了；像《三弦》等詩，是不該遺漏的。
憑着這兩本書和我那“新文學綱要”的破講義，我變更了計劃。
我決定用我那破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憑主觀選出若幹集子來看，期刊卻隻用《詩》月刊和《晨報詩镌》。
這麼着大刀闊斧一來，《詩集》才選成了；要不然的話，咳，等着瞧吧！就這麼着，那一兩本手邊沒有的新詩集，買起來也夠别扭的。
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薔薇》，我托了兩家書店，自己也走了幾處；好容易一家書店才在景山書社找着了，據說隻有這一本了。
所好者新書店不敲竹杠，雖然孤本，還隻賣原價，兩毛來錢——大約按新書說，這種孤本，不打折扣賣出，就算賺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詩》也買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學研究，怎麼會連這本書也沒有呢？其實我有；現代評論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長久不還，便歸自己了。
這兩本書卻讓一個人先後借去；後來問起他，直搖頭笑着說“沒借”。
他書是丢了，事情是忘了，隻有搖頭和笑是确實的。
按現代版那本說，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說，隻好算是“人弓人得”了。
但是我要用是真的，還虧聞一多兄在他的“書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與現代版的文字異同。
但一看，一樣，滿一樣；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費事。
還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與五月》，到底沒有找着。
趙家璧先生來信說上海也沒有。
清華有，丢了。
我托李健吾先生問過沈從文先生，同時自己寫信去；他寫過“我們怎樣去讀新詩”，該有這本書，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讓誰拿走了。
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惡》裡還存着《天堂與五月》的詩。
這樣選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種集子（也有看而未選的）；連兩種期刊裡所錄的，共五十九家，詩四百〇八首。
這兩種期刊裡，《晨報詩镌》人人知道，不用說；《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
這是劉延陵、俞平伯、聖陶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
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
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
幾個人裡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
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改為“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
刊物辦到七期為止；結束的情形卻記不甚清了。
從周啟明先生《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裡，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
他《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别有風味，我說是小詩裡我最愛的。
這回選詩，采取編年辦法，詳細條例另見。
略感困難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編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記年月的。
這裡頗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證；也許小題大做，我卻隻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
《大系》各集例有導言，我先寫的是詩話。
為的是自己對于詩學判斷力還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許妥當些。
寫導言的時候，怕空話多，不敢放手，隻寫了五千來字就打住，但要說的已盡于此，并無遺憾。
這其間參考了些舊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論新詩》一文，看看辭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
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麼厚一本書，我卻用不上隻字。
倒是Poetry雜志中Acton論中國現代詩文中有些評徐志摩先生的話很好。
說也湊巧，林庚先生将那本雜志送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給我，就用上了。
——這回所選的詩，也有作家已經删去的。
如适之先生的《一念》，雖然淺顯，卻清新可愛，舊詩裡沒這種，他雖删，我卻選了。
1935年9月8日。
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書取回來；但路費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認賬，隻算胡思亂想罷了。
《每周評論》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給誰借走了，一直沒回來。
暑中去看周啟明先生，他卻有一份全的；他說适之先生也有一份。
第三份大約就找不出了。
我的《星期評論》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攤上買着了半份，還可對付着。
清華大學圖書館收的新詩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來。
又查《開明》上載過的詩蠹所作新詩集目錄和别人所補的，加上開明版《全國出版物總目錄》裡所載的；凡清華未收各集，都想買來看看。
但是看見周啟明先生的時候，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麼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
那天周先生借給我許多新詩集；又答允借《每周評論》、《晨報副刊》，——自己拿不了，說定派人去取。
但是回來一核計，照我原拟的規模，至少也得三五個月，那顯然不成。
況且詩集怕也搜不齊；《覺悟》雖由趙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
——趙先生寄的《玄廬文存》、《新詩選》、《分類白話詩選》，卻是我未見過的書。
《新詩選》我沒有用，别的都用了。
有了《新詩年選》和《分類白話詩選》，《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裡沒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緻遺漏了；像《三弦》等詩，是不該遺漏的。
憑着這兩本書和我那“新文學綱要”的破講義，我變更了計劃。
我決定用我那破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憑主觀選出若幹集子來看，期刊卻隻用《詩》月刊和《晨報詩镌》。
這麼着大刀闊斧一來，《詩集》才選成了；要不然的話，咳，等着瞧吧！就這麼着，那一兩本手邊沒有的新詩集，買起來也夠别扭的。
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薔薇》，我托了兩家書店，自己也走了幾處；好容易一家書店才在景山書社找着了，據說隻有這一本了。
所好者新書店不敲竹杠，雖然孤本，還隻賣原價，兩毛來錢——大約按新書說，這種孤本，不打折扣賣出，就算賺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詩》也買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學研究，怎麼會連這本書也沒有呢？其實我有；現代評論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長久不還，便歸自己了。
這兩本書卻讓一個人先後借去；後來問起他，直搖頭笑着說“沒借”。
他書是丢了，事情是忘了，隻有搖頭和笑是确實的。
按現代版那本說，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說，隻好算是“人弓人得”了。
但是我要用是真的，還虧聞一多兄在他的“書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與現代版的文字異同。
但一看，一樣，滿一樣；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費事。
還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與五月》，到底沒有找着。
趙家璧先生來信說上海也沒有。
清華有，丢了。
我托李健吾先生問過沈從文先生，同時自己寫信去；他寫過“我們怎樣去讀新詩”，該有這本書，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讓誰拿走了。
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惡》裡還存着《天堂與五月》的詩。
這樣選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種集子（也有看而未選的）；連兩種期刊裡所錄的，共五十九家，詩四百〇八首。
這兩種期刊裡，《晨報詩镌》人人知道，不用說；《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
這是劉延陵、俞平伯、聖陶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
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
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
幾個人裡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
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改為“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
刊物辦到七期為止；結束的情形卻記不甚清了。
從周啟明先生《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裡，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
他《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别有風味，我說是小詩裡我最愛的。
這回選詩，采取編年辦法，詳細條例另見。
略感困難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編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記年月的。
這裡頗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證；也許小題大做，我卻隻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
《大系》各集例有導言，我先寫的是詩話。
為的是自己對于詩學判斷力還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許妥當些。
寫導言的時候，怕空話多，不敢放手，隻寫了五千來字就打住，但要說的已盡于此，并無遺憾。
這其間參考了些舊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論新詩》一文，看看辭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
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麼厚一本書，我卻用不上隻字。
倒是Poetry雜志中Acton論中國現代詩文中有些評徐志摩先生的話很好。
說也湊巧，林庚先生将那本雜志送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給我，就用上了。
——這回所選的詩，也有作家已經删去的。
如适之先生的《一念》，雖然淺顯，卻清新可愛，舊詩裡沒這種，他雖删，我卻選了。
1935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