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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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持有異議。
衆說紛纭，互相駁難。
由于缺乏絕對可靠的材料，很難定論。
大體說來，在班氏父子時代，《史記》殘缺十篇，殘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節。
古代人寫書還是比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見慣，綴補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
《史記》出現缺失，便有了增補者，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便是其人。
《索隐》引張晏雲：“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阙，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除了這四篇，據今本《史記》可以确鑿無疑地指出有褚少孫補續文字的篇章還有《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
有的學者認為《陳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論定為褚少孫續補之篇。
但《集解》引徐廣說，古本《史記》“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陳涉世家》是否存在諸少孫補筆，很難得出令人堅信不疑的結論。
《張丞相列傳》、《漢興以來将相名臣年表》兩篇，也有人懷疑揉入褚少孫筆墨，但同樣缺乏确證。
曆代出現過不少學者注釋《史記》。
根據今天能夠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東漢延笃，他撰《音義》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見載于《史記索隐後序》。
兩家注釋之作，早已失傳。
南朝劉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
《音義》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還能見到的最早《史記》注釋，為數衆多的《音義》片段，保留在《集解》中。
南齊時，輕車錄事鄒誕生撰《音義》三卷，隋祕書監柳顧言撰《音旨》三十卷，鄒、柳二家撰著失傳已久。
進入唐代，注釋《史記》的工作受到學者的重視，不但注釋者增多，而且出現了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即司馬貞的《索隐》和張守節的《正義》。
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經典和各種史書來注釋文義，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
司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僅注音，還注重釋義，音義并重。
張守節撰《正義》傾注畢生精力，注音釋義都比較嚴謹，對地理的注釋尤為詳明，質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裴氏、司馬氏、張氏三家的注釋，被公認為古代最有權威的訓釋之作，人們習慣上合稱“三家注”。
三家注本來各自單行，宋朝時才把三家注統一排列在正文下，合為一編。
清人吳國泰撰著《史記解诂》、瞿方梅撰《史記三家注補正》，多有新的闡發。
今人日本泷川資言撰著《史記會注考證》、台灣王叔岷撰著《史記祕斠證》，都是注釋《史記》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記》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今天尚能見到的都是零散的殘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時期抄寫的《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殘篇和《史記集解郦生陸賈列傳》一卷，國内外藏有為數極少的敦煌唐鈔卷子本《史記集解》。
能夠使《史記》得以廣為傳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後出現的大量木刻本。
北宋景祐年間，曾刻《史記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圖書館。
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
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刻印《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無為州官刻本。
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慶元年間黃善夫刻本為最古，此本頗受學術界重視，涵芬樓和商務印書館都曾影印。
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輝煌時代，在這一時期，産生了兩種流傳較廣的刻本，一種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記集解索隐正義》一百三十卷，人們稱之為“殿本”。
因為是國家一級的官刻本，所以有許多知名學者參加校勘，對《史記》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
另一種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書局校刻本《史記集解索隐正義》一百三十卷，此本彙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種版本，并汲取了學者的研究成果。
此本失誤較少，人們視為善本。
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開始标點校勘《二十四史》時，《史記》即采用金陵書局本為底本。
1959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史記》。
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全書有了标點分段，二是根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劄記》，對《史記》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訂工作，給讀者提供了方便。
這次對《史記》全書進行注釋和翻譯，原文是利用金陵書局刻本，并參考了中華書局點校本。
原文明顯錯誤之處，注釋者作了改正。
本書的注釋和翻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寫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時出版。
這次付印之前，注釋者又作了一些修訂。
由于本書成于衆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誤之處，實所難免，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吳樹平
衆說紛纭，互相駁難。
由于缺乏絕對可靠的材料，很難定論。
大體說來，在班氏父子時代，《史記》殘缺十篇，殘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節。
古代人寫書還是比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見慣，綴補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
《史記》出現缺失，便有了增補者，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便是其人。
《索隐》引張晏雲：“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阙，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除了這四篇，據今本《史記》可以确鑿無疑地指出有褚少孫補續文字的篇章還有《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
有的學者認為《陳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論定為褚少孫續補之篇。
但《集解》引徐廣說，古本《史記》“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陳涉世家》是否存在諸少孫補筆，很難得出令人堅信不疑的結論。
《張丞相列傳》、《漢興以來将相名臣年表》兩篇，也有人懷疑揉入褚少孫筆墨，但同樣缺乏确證。
曆代出現過不少學者注釋《史記》。
根據今天能夠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東漢延笃，他撰《音義》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見載于《史記索隐後序》。
兩家注釋之作，早已失傳。
南朝劉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
《音義》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還能見到的最早《史記》注釋，為數衆多的《音義》片段，保留在《集解》中。
南齊時，輕車錄事鄒誕生撰《音義》三卷，隋祕書監柳顧言撰《音旨》三十卷，鄒、柳二家撰著失傳已久。
進入唐代，注釋《史記》的工作受到學者的重視，不但注釋者增多，而且出現了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即司馬貞的《索隐》和張守節的《正義》。
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經典和各種史書來注釋文義，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
司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僅注音，還注重釋義，音義并重。
張守節撰《正義》傾注畢生精力，注音釋義都比較嚴謹，對地理的注釋尤為詳明，質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裴氏、司馬氏、張氏三家的注釋，被公認為古代最有權威的訓釋之作，人們習慣上合稱“三家注”。
三家注本來各自單行，宋朝時才把三家注統一排列在正文下，合為一編。
清人吳國泰撰著《史記解诂》、瞿方梅撰《史記三家注補正》，多有新的闡發。
今人日本泷川資言撰著《史記會注考證》、台灣王叔岷撰著《史記祕斠證》，都是注釋《史記》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記》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今天尚能見到的都是零散的殘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時期抄寫的《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殘篇和《史記集解郦生陸賈列傳》一卷，國内外藏有為數極少的敦煌唐鈔卷子本《史記集解》。
能夠使《史記》得以廣為傳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後出現的大量木刻本。
北宋景祐年間，曾刻《史記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圖書館。
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
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刻印《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無為州官刻本。
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慶元年間黃善夫刻本為最古，此本頗受學術界重視，涵芬樓和商務印書館都曾影印。
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輝煌時代，在這一時期，産生了兩種流傳較廣的刻本，一種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記集解索隐正義》一百三十卷，人們稱之為“殿本”。
因為是國家一級的官刻本，所以有許多知名學者參加校勘，對《史記》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
另一種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書局校刻本《史記集解索隐正義》一百三十卷，此本彙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種版本，并汲取了學者的研究成果。
此本失誤較少，人們視為善本。
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開始标點校勘《二十四史》時，《史記》即采用金陵書局本為底本。
1959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史記》。
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全書有了标點分段，二是根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劄記》，對《史記》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訂工作，給讀者提供了方便。
這次對《史記》全書進行注釋和翻譯，原文是利用金陵書局刻本，并參考了中華書局點校本。
原文明顯錯誤之處，注釋者作了改正。
本書的注釋和翻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寫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時出版。
這次付印之前，注釋者又作了一些修訂。
由于本書成于衆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誤之處，實所難免，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吳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