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四十五 志第九十八 儀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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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禮儀志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
』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為掖庭制也。
況歷代載於輿服志[五]輿服志原作「輿衞志」，據同上書同卷改。
自唐至今，著之禮令，宜且仍舊。
其鹵簿儀仗，遇南郊前，五使預閱素備，願依昌朝所奏，下儀仗、鹵簿使加點閱，使之齊肅。
」 皇祐二年，將享明堂，鹵簿使奏：「法駕減大駕三分之一，而兵部亡字圖故本，且文牘散逸，雖粗有名數，較之禮令，未有以裁其中。
」詔禮官與兵部加考正，為圖以奏。
及上圖，法駕鹵簿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
嘉祐二年祫享，用禮儀使奏：「南郊仗，金吾上將軍、六統軍、左右千牛，皆服紫繡戎服，珂珮，騎而前；節度使亦衣袴褶導駕，如舊例。
」是月，禮官奏：「南郊還，在禮當乘金輅，而或詔乘大輦，宜著于令，常以大輦從。
」六年，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
禦史中丞韓絳奏請嚴儀衞，事下閤門、太常禮院議。
遂合奏：「車駕出，請以閤門祗候及內侍各二員，扶駕頭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 神宗熙寧七年，詔太常看詳兵部大駕鹵簿字圖，遂奏言：「制器尚象，有其數者，必有其義。
後世車駕儀仗，多雜秦、漢制度，當革其尤者。
周禮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萃，副車也。
諸輅之副，宜次正輅。
羊車，前代宮中所乘；五牛旗，蓋古之五時副車也，以木牛載旗，用人輿之，失其本制：宜除去。
」從之。
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大駕輿輦、仗衞儀物，兼取歷代所用，其間情文訛舛甚衆。
或規摹苟簡而因循已久；或事出一時而不足為法。
」詔令更定。
於是請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仙童、大神、金鸚鵡、黃鸚鵡、網子、螣蛇、神龜等旗。
舊制，親祠南郊，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侍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
拂翟不出禮典，乃漢乾祐中宮中導從之物，不宜用諸郊廟。
詔可。
又禮文所言： 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
太常則繪三辰，加升龍、降龍，大旂則繪交龍、大赤鳥隼、大白熊虎、大麾龜蛇而去其雲龍，使之應禮。
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
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
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闟戟」。
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
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闟戟，猶未施於五輅。
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之衣。
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闟戟，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黼，皆戾於古。
請去五輅闟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
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
」則祀乘玉輅也。
齋僕掌馭金輅，齋右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也。
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
國朝親祠太廟，緻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非制。
請進金輅，俟太廟祠畢，翌日，禦玉輅詣郊。
又周禮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
」儀禮曰：「貳車畢乘。
」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蓋古者後車餘輅，不敢曠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別曠左之嫌也。
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後漢志雲：「尚書、禦史所載。
」揚雄曰：「鴟夷國器，託於屬車。
」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義也。
國朝鹵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
請令尚書、禦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禦。
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
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所以禦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
故道德之車則有齋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
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
」 其後，詔增製五輅及參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
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存闟戟焉。
時大駕鹵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員，執仗、押引從軍員、職掌諸軍諸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
初，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號「顯慶輅」。
神宗更製新玉輅，六年正月，禦大慶殿受朝，先夕陳諸庭，夜半徹幕屋，壓焉。
自是竟乘舊輅。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常寺狀具南郊儀仗，人兵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
政和四年，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旛、緋掌畫交龍。
按樂令，三品以上緋掌畫蹲豹。
蓋唯乘輿器用，並飾以龍。
今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旗物通畫交龍，非便，合釐正。
」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令有司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否而因革之。
詔如其請。
宣和元年，蔡攸被旨改修，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
高宗初至南京，孟太後以乘輿服禦及禦輦儀仗來進。
建炎初，詔東京所屬起發祭器、法服、儀仗赴行在所。
十一月，帝郊於揚州，儀仗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
倉卒渡江，皆為金兵所焚。
紹興十二年，有司言：「天子起居，當備法駕，況太母回鑾，將奉郊迎。
」遂令工部尚書莫將等檢會本朝文德、大慶殿舊儀，下太常定，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於是始備黃麾仗，慶、冊、親饗皆用焉。
是年冬，玉輅成。
明年，郊，準國初大駕之數，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
內舊用錦襖子者以纈繒代，用銅革帶者以勒帛代。
而指揮使、都頭仍舊用錦帽子、錦臂袖者，以方勝練鵲羅代；用絁者以紬代。
禁衞班直服色，用錦繡、金銀、真珠、北珠者七百八十人，以頭帽、銀帶、纈羅衫代。
旗物用繡者，以錯采代；車路院香鐙案、衣褥、睥睨，禦輦院華蓋、曲蓋及仗內幢角等袋用繡者，以生色代。
殿前司仗內金槍、銀槍、旗幹，易以漆飾；而拂扇、坐褥以珠飾者去之。
帝曰：「事天貴質，若惟事華麗，非初意矣。
」十月，鹵簿器物及金象革木四輅、大安輦皆成。
太常又奏，前後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舊制騎。
今路狹擁遏，欲止令步導。
從之。
十六年，始增捧日、奉宸隊，合一萬五千五十人。
鹵簿之制備矣。
三十一年九月，行明堂禮，儀物視郊祀省三之一，用一萬一千五人[六]一萬一千五人「千」原作「十」，據宋會要輿服一之三九、玉海卷八０改。
孝宗隆興二年正月，以鹵簿勞民，乃令有司條具其可省者。
次年郊祀，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蓋減紹興二十八年人數之半也。
乾道六年之郊，雖仍備五輅、大安輦、
』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為掖庭制也。
況歷代載於輿服志[五]輿服志原作「輿衞志」，據同上書同卷改。
自唐至今，著之禮令，宜且仍舊。
其鹵簿儀仗，遇南郊前，五使預閱素備，願依昌朝所奏，下儀仗、鹵簿使加點閱，使之齊肅。
」 皇祐二年，將享明堂，鹵簿使奏：「法駕減大駕三分之一，而兵部亡字圖故本，且文牘散逸，雖粗有名數，較之禮令，未有以裁其中。
」詔禮官與兵部加考正，為圖以奏。
及上圖，法駕鹵簿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
嘉祐二年祫享，用禮儀使奏：「南郊仗，金吾上將軍、六統軍、左右千牛，皆服紫繡戎服，珂珮，騎而前；節度使亦衣袴褶導駕，如舊例。
」是月，禮官奏：「南郊還，在禮當乘金輅，而或詔乘大輦，宜著于令，常以大輦從。
」六年，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
禦史中丞韓絳奏請嚴儀衞，事下閤門、太常禮院議。
遂合奏：「車駕出，請以閤門祗候及內侍各二員，扶駕頭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 神宗熙寧七年，詔太常看詳兵部大駕鹵簿字圖，遂奏言：「制器尚象，有其數者，必有其義。
後世車駕儀仗，多雜秦、漢制度，當革其尤者。
周禮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萃，副車也。
諸輅之副，宜次正輅。
羊車，前代宮中所乘；五牛旗，蓋古之五時副車也，以木牛載旗，用人輿之，失其本制：宜除去。
」從之。
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大駕輿輦、仗衞儀物，兼取歷代所用，其間情文訛舛甚衆。
或規摹苟簡而因循已久；或事出一時而不足為法。
」詔令更定。
於是請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仙童、大神、金鸚鵡、黃鸚鵡、網子、螣蛇、神龜等旗。
舊制，親祠南郊，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侍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
拂翟不出禮典，乃漢乾祐中宮中導從之物，不宜用諸郊廟。
詔可。
又禮文所言： 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
太常則繪三辰，加升龍、降龍，大旂則繪交龍、大赤鳥隼、大白熊虎、大麾龜蛇而去其雲龍，使之應禮。
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
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
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闟戟」。
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
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闟戟，猶未施於五輅。
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之衣。
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闟戟，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黼，皆戾於古。
請去五輅闟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
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
」則祀乘玉輅也。
齋僕掌馭金輅，齋右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也。
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
國朝親祠太廟，緻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非制。
請進金輅，俟太廟祠畢，翌日，禦玉輅詣郊。
又周禮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
」儀禮曰：「貳車畢乘。
」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蓋古者後車餘輅，不敢曠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別曠左之嫌也。
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後漢志雲：「尚書、禦史所載。
」揚雄曰：「鴟夷國器，託於屬車。
」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義也。
國朝鹵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
請令尚書、禦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禦。
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
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所以禦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
故道德之車則有齋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
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
」 其後，詔增製五輅及參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
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存闟戟焉。
時大駕鹵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員，執仗、押引從軍員、職掌諸軍諸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
初，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號「顯慶輅」。
神宗更製新玉輅，六年正月，禦大慶殿受朝，先夕陳諸庭，夜半徹幕屋，壓焉。
自是竟乘舊輅。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常寺狀具南郊儀仗，人兵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
政和四年，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旛、緋掌畫交龍。
按樂令，三品以上緋掌畫蹲豹。
蓋唯乘輿器用，並飾以龍。
今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旗物通畫交龍，非便，合釐正。
」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令有司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否而因革之。
詔如其請。
宣和元年，蔡攸被旨改修，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
高宗初至南京，孟太後以乘輿服禦及禦輦儀仗來進。
建炎初，詔東京所屬起發祭器、法服、儀仗赴行在所。
十一月，帝郊於揚州，儀仗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
倉卒渡江，皆為金兵所焚。
紹興十二年，有司言：「天子起居，當備法駕，況太母回鑾，將奉郊迎。
」遂令工部尚書莫將等檢會本朝文德、大慶殿舊儀，下太常定，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於是始備黃麾仗，慶、冊、親饗皆用焉。
是年冬，玉輅成。
明年，郊，準國初大駕之數，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
內舊用錦襖子者以纈繒代，用銅革帶者以勒帛代。
而指揮使、都頭仍舊用錦帽子、錦臂袖者，以方勝練鵲羅代；用絁者以紬代。
禁衞班直服色，用錦繡、金銀、真珠、北珠者七百八十人，以頭帽、銀帶、纈羅衫代。
旗物用繡者，以錯采代；車路院香鐙案、衣褥、睥睨，禦輦院華蓋、曲蓋及仗內幢角等袋用繡者，以生色代。
殿前司仗內金槍、銀槍、旗幹，易以漆飾；而拂扇、坐褥以珠飾者去之。
帝曰：「事天貴質，若惟事華麗，非初意矣。
」十月，鹵簿器物及金象革木四輅、大安輦皆成。
太常又奏，前後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舊制騎。
今路狹擁遏，欲止令步導。
從之。
十六年，始增捧日、奉宸隊，合一萬五千五十人。
鹵簿之制備矣。
三十一年九月，行明堂禮，儀物視郊祀省三之一，用一萬一千五人[六]一萬一千五人「千」原作「十」，據宋會要輿服一之三九、玉海卷八０改。
孝宗隆興二年正月，以鹵簿勞民，乃令有司條具其可省者。
次年郊祀，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蓋減紹興二十八年人數之半也。
乾道六年之郊，雖仍備五輅、大安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