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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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黨，都是規規矩矩的公民，頭發也沒有剃光，而是不顯山不露水，默默地影響着個人觀點和公衆輿論的形成，讓追殺行為能夠得到社會的默許。
至少兩年以來新納粹的硬拳頭就左右着公衆輿論，遇到記者他們不逃跑，而是在攝影機前擺出各種姿勢，他們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點鬧事。
他們不必進行僞裝或是進入地下，他們在我們眼前把有組織的刑事犯罪當做合法的事來進行，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社區的委托。
那些老年人因體力不支而無法辦到的事情，他們替他們去做。
他們受到贊賞并成了英雄。
德國總理可以再說一千遍：“我們是對外國人友好的國家。
”今天沒人再信這句話了，這句話麻木不仁、對事實視而不見，而且是一種挑釁。
政治家們竭力聲稱感到“震驚”，但他們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聽的話。
從他們嘴中說出的話中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盡是些陳詞濫調。
他們說這些是為了逃避事實，這些話聽起來冷冰冰的。
如果政治家們開口說話，那麼語言——德語本身都會起雞皮疙瘩。
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語言時那些隐喻本身都帶着雞皮疙瘩。
歐盟（或民主，或國家）必須“堅固設防，成為波濤翻滾的海面上的一隻穩定的錨”。
（外交部長金克爾）一切都是可以替換的，說了等于沒說。
為什麼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麼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麼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緻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麼号召過，然後是“低谷”，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
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
”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要是哪兒有外國人被燒，一個政治家最先說出的詞總是“恥辱”，而不是“刑事犯罪”。
“恥辱”不過是往國外偷看一下這類事是不是會帶來對外政策方面的損害。
追殺人不是“恥辱”，而是犯罪。
一個星期前有個德國人被光頭黨打了。
“他看上去像個外國人。
”罪犯說。
也就是說看走眼了。
放火燒難民營那是不會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種族意識很強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如果人們試着從新納粹的角度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那麼為了避免這類錯誤的發生，外國人出門時應該做到讓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國人，比如在衣服上戴個标志什麼的。
少數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說他們“無聊”。
這個詞在刑事訴訟中站不住腳。
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廳、青年活動項目和失業來解釋的。
因為無論人們怎樣理解無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時期的“流血”也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誰騎在這匹曆史哲學的馬上，這匹馬對他而言就會變成一頭褐色的騾子。
死者的鮮血從未能讓活着的人變得更理智些，這一點羅馬尼亞的情況就是佐證。
推翻齊奧塞斯庫的時候有死難者：既有鮮為人知的堆滿死者的萬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彈犧牲者。
此後呢？ 一年以後，羅馬尼亞人在教堂鐘聲下來到村邊吉蔔賽人居住的地方，把他們住的房子點燃了，一燒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
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曆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
東歐的政治體制之相似導緻了那裡街景和室内的雷同。
這種體制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着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
至少兩年以來新納粹的硬拳頭就左右着公衆輿論，遇到記者他們不逃跑，而是在攝影機前擺出各種姿勢，他們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點鬧事。
他們不必進行僞裝或是進入地下，他們在我們眼前把有組織的刑事犯罪當做合法的事來進行，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社區的委托。
那些老年人因體力不支而無法辦到的事情，他們替他們去做。
他們受到贊賞并成了英雄。
德國總理可以再說一千遍：“我們是對外國人友好的國家。
”今天沒人再信這句話了，這句話麻木不仁、對事實視而不見，而且是一種挑釁。
政治家們竭力聲稱感到“震驚”，但他們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聽的話。
從他們嘴中說出的話中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盡是些陳詞濫調。
他們說這些是為了逃避事實，這些話聽起來冷冰冰的。
如果政治家們開口說話，那麼語言——德語本身都會起雞皮疙瘩。
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語言時那些隐喻本身都帶着雞皮疙瘩。
歐盟（或民主，或國家）必須“堅固設防，成為波濤翻滾的海面上的一隻穩定的錨”。
（外交部長金克爾）一切都是可以替換的，說了等于沒說。
為什麼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麼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麼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緻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麼号召過，然後是“低谷”，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
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
”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要是哪兒有外國人被燒，一個政治家最先說出的詞總是“恥辱”，而不是“刑事犯罪”。
“恥辱”不過是往國外偷看一下這類事是不是會帶來對外政策方面的損害。
追殺人不是“恥辱”，而是犯罪。
一個星期前有個德國人被光頭黨打了。
“他看上去像個外國人。
”罪犯說。
也就是說看走眼了。
放火燒難民營那是不會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種族意識很強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如果人們試着從新納粹的角度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那麼為了避免這類錯誤的發生，外國人出門時應該做到讓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國人，比如在衣服上戴個标志什麼的。
少數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說他們“無聊”。
這個詞在刑事訴訟中站不住腳。
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廳、青年活動項目和失業來解釋的。
因為無論人們怎樣理解無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時期的“流血”也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誰騎在這匹曆史哲學的馬上，這匹馬對他而言就會變成一頭褐色的騾子。
死者的鮮血從未能讓活着的人變得更理智些，這一點羅馬尼亞的情況就是佐證。
推翻齊奧塞斯庫的時候有死難者：既有鮮為人知的堆滿死者的萬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彈犧牲者。
此後呢？ 一年以後，羅馬尼亞人在教堂鐘聲下來到村邊吉蔔賽人居住的地方，把他們住的房子點燃了，一燒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
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曆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
東歐的政治體制之相似導緻了那裡街景和室内的雷同。
這種體制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着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