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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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說話的聲調讓我無法給予任何反駁。
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裡想出點兒什麼，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
我想到普裡·莫萊維，腦子裡想着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
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曆史已經結束了。
科爾這麼說是想抹去戰争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
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争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
這就像今天沒有人有權利宣布有關原東德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的争論已經結束一樣。
沒有人可以這樣做，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獨裁體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卻僥幸未受迫害者。
那種認為事情的核心已經不存在，投降主義與抵抗往往難以區分的論據根本站不住腳。
隻有已經陷進去的人才想把水攪渾。
他們說什麼煽動和運動，因為有陰影落到他們身上。
他們怕來自外部的陰影要勝過自己腦袋裡的陰影。
其實人們更願意看到的局面是：他們怕自己腦袋裡的陰影要勝過來自外部的陰影。
國家安全部的犧牲品之所以成為犧牲品，是因為他們——不言而喻與陷進去的人處于同樣的困境——拒絕陷進去。
對他們而言事情的核心仍舊存在：告密與拒絕告密二者之間的區别。
對犧牲者來說，事情不是關系到公開供大家解釋的意見，而是關系到事實，經過恰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這些事實必須成為每次讨論的尺度，不容更改。
誰要是無視這一尺度，那他就沒有尺度了。
幸好有一個人，他叫烏韋·約翰遜。
有一個人叫羅伯特·哈費曼。
有一個人叫薩拉·基爾施。
還有一位沃爾夫·比爾曼和一位于爾根·富克斯。
還有一位漢斯·約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庫納特、瓦爾特·肯波夫斯基、埃裡希·勒斯特和賴納·孔策。
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盡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
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隻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隻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
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
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如果沒有這一尺度，如果梅爾克說：我愛過你們大家 如果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死前說：我愛過你們如同愛我的孩子；如果1945年因把猶太人和吉蔔賽人驅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滅絕集中營中一事對安東内斯庫進行審判時他說：我們家連雞都沒有宰過，我們就會毫無選擇地相信他們。
如果我試圖理解德國，我隻好靠我自己。
我與一直生活在這裡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要說有什麼區别，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時面對生活在這裡的我和那個離開了某個國家的我。
但這兩個國家是如此格格不入，它們和（過去與現在的）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相安無事地相遇。
這也許就是原因所在，因此關于德國人我說不出什麼确定的話，我在德國從未有過從屬感，但我也無法離開德國。
為了說清楚為什麼我的眼光，哪怕是觀察同樣的事，也與在這兒土生土長的人的眼光不一樣，我得指出一些對這兒的人來說是陌生的東西，而對我來說是過去的東西。
要說強求自己的目光與這裡人的目光一緻，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我什麼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
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麼要寫德國。
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衆人習慣的角度不一緻。
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
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确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麼地方來，就應該寫那裡的人和事。
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面包并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着、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
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裡想出點兒什麼，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
我想到普裡·莫萊維，腦子裡想着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
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曆史已經結束了。
科爾這麼說是想抹去戰争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
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争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
這就像今天沒有人有權利宣布有關原東德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的争論已經結束一樣。
沒有人可以這樣做，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獨裁體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卻僥幸未受迫害者。
那種認為事情的核心已經不存在，投降主義與抵抗往往難以區分的論據根本站不住腳。
隻有已經陷進去的人才想把水攪渾。
他們說什麼煽動和運動，因為有陰影落到他們身上。
他們怕來自外部的陰影要勝過自己腦袋裡的陰影。
其實人們更願意看到的局面是：他們怕自己腦袋裡的陰影要勝過來自外部的陰影。
國家安全部的犧牲品之所以成為犧牲品，是因為他們——不言而喻與陷進去的人處于同樣的困境——拒絕陷進去。
對他們而言事情的核心仍舊存在：告密與拒絕告密二者之間的區别。
對犧牲者來說，事情不是關系到公開供大家解釋的意見，而是關系到事實，經過恰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這些事實必須成為每次讨論的尺度，不容更改。
誰要是無視這一尺度，那他就沒有尺度了。
幸好有一個人，他叫烏韋·約翰遜。
有一個人叫羅伯特·哈費曼。
有一個人叫薩拉·基爾施。
還有一位沃爾夫·比爾曼和一位于爾根·富克斯。
還有一位漢斯·約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庫納特、瓦爾特·肯波夫斯基、埃裡希·勒斯特和賴納·孔策。
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盡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
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隻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隻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
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
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如果沒有這一尺度，如果梅爾克說：我愛過你們大家 如果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死前說：我愛過你們如同愛我的孩子；如果1945年因把猶太人和吉蔔賽人驅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滅絕集中營中一事對安東内斯庫進行審判時他說：我們家連雞都沒有宰過，我們就會毫無選擇地相信他們。
如果我試圖理解德國，我隻好靠我自己。
我與一直生活在這裡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要說有什麼區别，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時面對生活在這裡的我和那個離開了某個國家的我。
但這兩個國家是如此格格不入，它們和（過去與現在的）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相安無事地相遇。
這也許就是原因所在，因此關于德國人我說不出什麼确定的話，我在德國從未有過從屬感，但我也無法離開德國。
為了說清楚為什麼我的眼光，哪怕是觀察同樣的事，也與在這兒土生土長的人的眼光不一樣，我得指出一些對這兒的人來說是陌生的東西，而對我來說是過去的東西。
要說強求自己的目光與這裡人的目光一緻，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我什麼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
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麼要寫德國。
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衆人習慣的角度不一緻。
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
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确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麼地方來，就應該寫那裡的人和事。
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面包并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着、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