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評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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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裡的地區之中，過去三百多年内出了兩位與中國曆史有重大關系的人物。
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
另一位是出生在廣東東莞縣的袁崇煥。
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裡比第斯、沙福克裡斯等人的悲劇。
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
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袁崇煥，字元素，号自如。
“煥”，是火光，是明亮顯赫、光彩輝煌；“素”是直率的質樸，是自然的本性。
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灑自如的作風，的确是人如其名。
這樣的性格，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構成了強烈的矛盾沖突。
古希臘英雄拚命掙紮奮鬥，終于敵不過命運的力量而垮了下來。
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時勢也就是命運。
像希臘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的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希臘史詩《伊裡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衆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祯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凄怆之感。
曆史家評論袁崇煥，着眼點在于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
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曆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以為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
對于滿洲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
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随着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彩。
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
正如當年七國紛争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荊轲、屈原、蔺相如、廉頗、信陵君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曆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隻是一個平凡人物。
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
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俦的寶劍。
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
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于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
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麼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将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将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将軍，忠鲠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都沒甚麼分别，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桧）；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饑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象的苦難。
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
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
不過小人物隻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曆史上留下了痕迹。
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于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曆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
書脊上繪着羅馬式建築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
這象征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萬曆，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隻因為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别大。
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
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更抽上了鴉片。
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
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于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
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
萬曆年間的瓷器和琺琅器燦爛華美，精巧雅緻，洵為罕見的傑作。
因為萬曆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幹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隻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
兩宮太後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
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等于是宰相。
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
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隻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
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
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
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
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平，不緻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分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稅。
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将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将水退後的荒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向往。
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制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
萬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
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
那時莎士比亞隻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裡偷人家的鹿。
直到八十三年之後，倫敦還由于太污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
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
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産棉區之一。
由于在正德年間開始采用了越南的優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産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
因為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嶺南向來稱為瘴疠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将這富于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
張居正于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
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将他家産充公，家屬充軍，将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
中國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
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
皇帝懶惰本來并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隻須任用一兩個能幹的大臣，甚麼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隻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
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
這在世界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甚麼有甚麼，但神宗所要的，偏偏隻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
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貪性。
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有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曆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遺傳。
他母親是一個小農的女兒。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
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為“内庫”。
他加緊征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
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
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征稅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
隻要“礦稅使”認為甚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産的所有人交礦稅。
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随帶太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
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
這些禦用征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
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
神宗很懶，甚麼奏章都不理會，但隻要是和礦稅有關的，禦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準。
搜括的規模之
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
另一位是出生在廣東東莞縣的袁崇煥。
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裡比第斯、沙福克裡斯等人的悲劇。
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
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袁崇煥，字元素，号自如。
“煥”，是火光，是明亮顯赫、光彩輝煌；“素”是直率的質樸，是自然的本性。
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灑自如的作風，的确是人如其名。
這樣的性格，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構成了強烈的矛盾沖突。
古希臘英雄拚命掙紮奮鬥，終于敵不過命運的力量而垮了下來。
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時勢也就是命運。
像希臘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的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希臘史詩《伊裡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衆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祯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凄怆之感。
曆史家評論袁崇煥，着眼點在于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
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曆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以為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
對于滿洲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
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随着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彩。
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
正如當年七國紛争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荊轲、屈原、蔺相如、廉頗、信陵君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曆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隻是一個平凡人物。
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
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俦的寶劍。
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
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于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
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麼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将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将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将軍，忠鲠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都沒甚麼分别，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桧）；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饑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象的苦難。
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
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
不過小人物隻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曆史上留下了痕迹。
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于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曆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
書脊上繪着羅馬式建築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
這象征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萬曆，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隻因為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别大。
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
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更抽上了鴉片。
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
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于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
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
萬曆年間的瓷器和琺琅器燦爛華美，精巧雅緻，洵為罕見的傑作。
因為萬曆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幹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隻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
兩宮太後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
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等于是宰相。
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
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隻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
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
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
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
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平，不緻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分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稅。
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将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将水退後的荒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向往。
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制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
萬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
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
那時莎士比亞隻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裡偷人家的鹿。
直到八十三年之後，倫敦還由于太污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
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
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産棉區之一。
由于在正德年間開始采用了越南的優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産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
因為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嶺南向來稱為瘴疠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将這富于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
張居正于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
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将他家産充公，家屬充軍，将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
中國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
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
皇帝懶惰本來并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隻須任用一兩個能幹的大臣，甚麼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隻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
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
這在世界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甚麼有甚麼，但神宗所要的，偏偏隻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
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貪性。
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有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曆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遺傳。
他母親是一個小農的女兒。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
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為“内庫”。
他加緊征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
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
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征稅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
隻要“礦稅使”認為甚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産的所有人交礦稅。
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随帶太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
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
這些禦用征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
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
神宗很懶，甚麼奏章都不理會，但隻要是和礦稅有關的，禦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準。
搜括的規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