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有歡樂必定有憂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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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機謀
(1)
一場劇烈的變動之後，進行幹部調整一般來說會比較順利，這是因為人事變動裡面有了某種政治需要的信息，而政治需要往往是強制性的，不可非議，不可反對。
這樣，大到領導人的更疊，小到一個單位基層幹部的調整與配備，就像國賓車隊經過的時候護衛隊對行人的驅趕一樣是不講條件的，任何多餘的程序上的耽擱，都會對國賓的安全構成威脅。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這次調整中層幹部也是這樣，徐罘和吳運韬不必要考慮程序問題，比如對即将提拔使用的人，由人事部門到群衆中去廣泛征求意見，了解所謂的“民意”，或者對要退下來的同志做好安撫工作，直到他們滿意為止……這些很麻煩的過程都不需要了。
任命就是命令。
“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 文件下發之前，無論被免職的還是被提拔重用的，事先都沒得到一點暗示，所有人都從這份突然而至的文件中看到組織對自己未來所做的安排，并從中看到對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未來的安排。
既然這種強制性安排得益于彌漫在整個社會的嚴峻氣氛，是國家意志某種形式的延伸，那麼，這樣一個小單位，能有什麼話可講呢？ 如果沒有這樣的背景，王瑩琪不可能如此平靜地接受這種無端的安排。
這個當年成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時候曾經和邱小康一起就這個單位的發展進行過認真讨論的人，這個從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為它的發展勤奮工作的人，這個位置和待遇對于她從來不是多麼嚴重的問題的人，從來沒想到過，她的生活會被某種力量改變為一種陌生的東西，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性格開朗，經常因正義感而激動憤怒的女性，雖然出生在高級幹部家庭，對社會不公正和腐敗現象卻深惡痛絕，常常不分場合大放厥詞，言辭要比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人更加極端和肆無忌憚，最終導緻追随杜一鳴到外面參與活動。
盡管這裡面有必然因素，但是，也不全因為如此。
其實，王瑩琪對杜一鳴一直是有看法的，她認為杜一鳴未必有多麼深刻的思想，他的激烈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嘩衆取寵，是知識分子式的空洞喧嚷，是生存需要的某種技藝。
她到那裡去聽人演講與對杜一鳴是否認同無關，與杜一鳴是否對她進行了招引無關，僅僅是她後來所說，“在錯誤的時候做了錯誤的事情”。
她作為一個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隻是要表達正義感，而呼喊是最便捷的方式。
整頓的時候，她盡可能“說清”了自己。
她僅僅去過一次，雖然被人檢舉說她曾經在說那裡過有嚴重問題的話語，但那不是她的主張，那隻是對社會上一種說法的複述，褚立炀不把它作為罪狀寫入卷宗，所以也就不是什麼事情。
她從來沒有認為去過一次會導緻某種後果，她一直相信領導會有把握。
徐罘和吳運韬對她都客客氣氣，吳運韬還專門暗示給她：你那點兒事算什麼？ 當秘書科丁玲把文件輕輕遞到她手裡，看到“免去王瑩琪第二編輯室主任職務”幾個字的時候，她就好像被人猛然用棍子擊打了一下。
位置對不占有位置的人不是什麼要緊的東西，但是對于要失去它的人卻極為緊要，她難以想象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怎樣做日常那些事情，難以想象怎樣在金超的管制下去工作……她的第一個沖動是去找徐罘，問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她犯了什麼錯誤？但是，在她抓起文件的一刹那間，又冷靜了下來：生活經驗告訴她，從來沒有任何一級組織收回已經下發的文件，哪怕是将一個人或一群人毀滅的錯誤文件。
組織是一部依照自己的程序進行運轉的機器，你不具備任何使它停止運轉或重新制造某種已經生産出來的産品的力量。
它可能會在以後的某個時候糾正錯誤，但絕對不會是現在，組織深知，任何對組織行為的否定都意味着對組織權威的削弱。
組織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去質問徐罘，充其量不過是發洩一下憤怒，在一個不值得你信賴的人面前暴露你的弱點，不會解決
這樣，大到領導人的更疊，小到一個單位基層幹部的調整與配備，就像國賓車隊經過的時候護衛隊對行人的驅趕一樣是不講條件的，任何多餘的程序上的耽擱，都會對國賓的安全構成威脅。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這次調整中層幹部也是這樣，徐罘和吳運韬不必要考慮程序問題，比如對即将提拔使用的人，由人事部門到群衆中去廣泛征求意見，了解所謂的“民意”，或者對要退下來的同志做好安撫工作，直到他們滿意為止……這些很麻煩的過程都不需要了。
任命就是命令。
“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 文件下發之前，無論被免職的還是被提拔重用的，事先都沒得到一點暗示，所有人都從這份突然而至的文件中看到組織對自己未來所做的安排，并從中看到對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未來的安排。
既然這種強制性安排得益于彌漫在整個社會的嚴峻氣氛，是國家意志某種形式的延伸，那麼，這樣一個小單位，能有什麼話可講呢？ 如果沒有這樣的背景，王瑩琪不可能如此平靜地接受這種無端的安排。
這個當年成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時候曾經和邱小康一起就這個單位的發展進行過認真讨論的人，這個從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為它的發展勤奮工作的人，這個位置和待遇對于她從來不是多麼嚴重的問題的人，從來沒想到過，她的生活會被某種力量改變為一種陌生的東西，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性格開朗，經常因正義感而激動憤怒的女性，雖然出生在高級幹部家庭，對社會不公正和腐敗現象卻深惡痛絕，常常不分場合大放厥詞，言辭要比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人更加極端和肆無忌憚，最終導緻追随杜一鳴到外面參與活動。
盡管這裡面有必然因素，但是，也不全因為如此。
其實，王瑩琪對杜一鳴一直是有看法的，她認為杜一鳴未必有多麼深刻的思想，他的激烈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嘩衆取寵，是知識分子式的空洞喧嚷，是生存需要的某種技藝。
她到那裡去聽人演講與對杜一鳴是否認同無關，與杜一鳴是否對她進行了招引無關，僅僅是她後來所說，“在錯誤的時候做了錯誤的事情”。
她作為一個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隻是要表達正義感，而呼喊是最便捷的方式。
整頓的時候，她盡可能“說清”了自己。
她僅僅去過一次，雖然被人檢舉說她曾經在說那裡過有嚴重問題的話語，但那不是她的主張，那隻是對社會上一種說法的複述，褚立炀不把它作為罪狀寫入卷宗，所以也就不是什麼事情。
她從來沒有認為去過一次會導緻某種後果，她一直相信領導會有把握。
徐罘和吳運韬對她都客客氣氣，吳運韬還專門暗示給她：你那點兒事算什麼？ 當秘書科丁玲把文件輕輕遞到她手裡，看到“免去王瑩琪第二編輯室主任職務”幾個字的時候，她就好像被人猛然用棍子擊打了一下。
位置對不占有位置的人不是什麼要緊的東西，但是對于要失去它的人卻極為緊要，她難以想象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怎樣做日常那些事情，難以想象怎樣在金超的管制下去工作……她的第一個沖動是去找徐罘，問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她犯了什麼錯誤？但是，在她抓起文件的一刹那間，又冷靜了下來：生活經驗告訴她，從來沒有任何一級組織收回已經下發的文件，哪怕是将一個人或一群人毀滅的錯誤文件。
組織是一部依照自己的程序進行運轉的機器，你不具備任何使它停止運轉或重新制造某種已經生産出來的産品的力量。
它可能會在以後的某個時候糾正錯誤，但絕對不會是現在，組織深知，任何對組織行為的否定都意味着對組織權威的削弱。
組織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去質問徐罘，充其量不過是發洩一下憤怒，在一個不值得你信賴的人面前暴露你的弱點，不會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