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美國與美洲人的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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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價值有了價格。
價值需要認真核算，隻有在帶來利益的時候才有價值，這必定損害這些價值的價值。
而且，它必将導緻一個荒謬的結論：凡是美國的利益都（應該）是其他國家的價值；凡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其他國家都不能視為價值。
雖然賴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重新思考國家利益》，這樣的思路卻不是她首創，她隻是以當前的國際局勢為背景重新叙述了一遍。
賴斯是一個很好的學者。
但是，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她的身份是國務卿，不是學者，比學者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态屬性。
伊多?奧倫考察了美國最有影響的政治學者中的一些，發現他們深陷意識形态和民族主義之中，這些學者對其他國家政治制度評價的高低與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系好壞是一緻的，并且随着關系的波動而變化。
奧倫認為，美國的政治學者善于把敵對國家描繪成專制的，而在此前他們還在贊美這個國家的民主。
這些學者中包括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在位）。
在1880年代，威爾遜“把德意志帝國看做憲政國家，認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國政府的改革樣闆”。
（見伊多?奧倫：《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後來，威爾遜領導的美國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
在美國政治學者那裡，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斯大林的蘇聯成為邪惡的極權國家是在和美國交惡之後，日本的形象也有同樣的經曆。
奧倫的結論是：“社會科學知識即便置身于學術自由的制度下，也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态屬性。
”（見前引之書，27頁。
）賴斯在為小布什8年的外交做總結，做辯護。
所以，她的話冠冕堂皇，不可太當真。
作者在下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話，原因就在于這些話沒有新意，反映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般思路。
長期以來，類似的想法指導着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利益為出發點，調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理想為現實服務。
這是世人诟病美國政策虛僞的緣由。
賴斯稱之為“這個美國所獨有的現實主義”（thisuniquelyAmericanrealism），并認為此種主義今後也必須指導美國的外交。
美國要“塑造結果”，這要求按照美國設想的模式改變世界。
賴斯所舉的成功例子是阿富汗和伊拉克。
且不論入侵成功與否，這兩個國家的原政權是美國用武力推翻的，現政權是美國的傀儡，而且，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捏造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
以暴力推行民主，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行為。
除去價值，剩下的隻有美國的利益了。
價值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美國的利益。
美國獨有的現實主義外交是傳教士文化的一個變種。
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不少善人和聖徒，也有許多惡棍和暴徒。
在政治的傳教士中，很可能是後者的數量更多一些。
不要以為，有了賴斯陳述的原則，當世界都實現自由與民主之後，就天下太平了。
其實，同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各國的價值也是不同的。
由于這個原因，當利益沖突大到一定程度時，美國一定會找到——甚至會制造——價值沖突。
日本人一定還記得1980年代美日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價值對立。
雖然歐、美的價值的血緣更近，它們也有價值沖突。
當歐盟成為一個強大的地緣政治實體之後，這種沖突就會激化。
在2001年前後，這種迹象在德、法等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時候已經凸顯出來了。
所以，按照賴斯的思路，價值一定會随着利益或意見的分歧而沖突，最後也就無所謂共同價值了。
賴斯反對帕默斯頓“隻有永恒利益”的陳述，但她對利益的解釋隻不過是帕默斯頓原意的另一個版本，僅僅多了一層虛飾而已。
廣義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和平、寬容、互利也是普世價值。
不能為了一項而犧牲另一項。
優先順序的标準是什麼？顯然不應該是某一國家的利益。
為了在别國建立民主而入侵這個國家，即使沒有以謊言為借口，這種行為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謂“普世”，就是為各國官府和各國百姓普遍認可和接受。
在這個前提下，一國官府不可以壟斷任何一項普世價值的定義權和認證權。
如果我們對暴力和性的看法也是價值的組成，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部分（性繁衍人類，暴力毀滅人類），那麼，美國有權因為歐洲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欣賞暴力而入侵歐洲嗎？或，在有利可圖之時，性解放之後的歐洲人可以為了給穆斯林送去更多的自由而發動戰争嗎？美國相對歐洲的性不自由主要是在公共場合和媒體。
這個說法不是為了擡杠。
在較重要的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之後，較不重要的自由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在這裡，所謂的重要或不重要是相對的。
每個人對價值重要性的高低都有自己的看法。
美國高談闊論政治制度，也表明這時候它的經濟已經不那麼強勁，不那麼吸引人了。
在1990年代，美國向日本和其他國家兜售它的經濟模式，要求它們向美國看齊；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更是揮舞着貌似胡蘿蔔的大棒，企圖把亞洲納入美國的軌道。
2000年以後，美國的強項不再是經濟，于是改弦更張，轉而更多地談論民主了。
為了推廣民主，小布什政府在中東小試鋒芒，收獲甚微。
從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到民主，美國推銷其價值的方式是機會主義的，其目的都是在變化中制造和尋找漏洞，使美國的利益有機可乘。
可笑的是，在美國推銷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時候，它的貿易保守主義擡頭；在美國的曆屆總統中，小布什的兩次當選過程都不太民主。
不論賴斯如何高調談論民主，在美國國内和在國際上，小布什政府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可能都比貢獻大。
不過，這一點可能要在多年之後才會有共識。
當賴斯在談論如何促進美國的利益時，她談到了一些大國。
當然不是這些大國的利益，而是它們的責任。
如果每個國家都承擔與它們力量和利益對應的責任，世界必将受益很多。
不過，賴斯試圖用“責任”捆綁潛在對手的發展。
她說，“我們一再向北京強調，随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完全成員地位而來的是責任”，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美國努力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時要求别國承擔更多責任，非常不願意分享它的利益。
這種辦法是軍事圍堵的補充，雖然出于自私的目的，對于世界和平卻是有益的。
任何國家都必須承擔對整個世界的責任。
但是，把責任變成套住競争對手的枷鎖，由競争對手承擔責任，美國做得最好。
對付美國的這一招，最糟糕的辦法是推卸責任。
各國應該盡可能承擔責任，同時也監督其他國家履行職責，比如減緩全球變暖，減少殘忍武器的使用，等等。
隻有各盡其責，互相監督，這個世界才有可能一點一點好起來。
對于美國來說，操控某一個國家，或在某一個具體問題上使這個國家站在美國一邊，由容易到困難的順序是：（1）支持美國的專制國家，（2）支持美國的民主國家，（3）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4）反對美國的專制國家。
最容易和最難以操控的都是專制國家，因為在專制國家中，決定由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做出，隻要說服、買通、壓服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就可以了。
這是容易之處。
但如果這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堅決反美，美國就很難在這個國家内做手腳。
所以，美國要在第四種國家推廣美國價值。
對第一種國家，美國政府一向堅決支持，不過不那麼大張旗鼓罷了。
第一種國家對美國的支持等于購買了“贖罪券”，可以進入美國的自由民主天堂。
那些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以美國的力量是比較容易操控的，尤其是人口較少、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操縱政局的成本并不高，而地緣政治的回報卻非常豐厚。
“顔色革命”都發生在這樣的國家。
南美許多國家長期遭受美國的幹涉，民選政府被推翻。
賴斯不是一個出色的國務卿，卻也清楚知道這一點。
她說：“盡管美國影響強大國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有巨大的能力提高弱小和管理不善國家的和平的政治和經濟發展。
”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須承認，民主國家一般不會全盤反美，原因是民主國家民衆的意見不可能一緻；其次是美國是世界上勢力最大的國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
因此，許多人選擇站在美國一邊，盡管他們未必贊同美國的政策和行為。
我們可以把上兩段中的“美國”換成另外的大國，原理同樣适用。
美國是現在唯一的超級大國，控制别國的能力最強，所以在這裡以它為代表讨論國家間的操控問題。
其他國家也同樣試圖影響别國的外交政策，使之對己有利。
中國通常的方式是影響在華投資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大合同和優惠條件為誘餌。
但是，這種以大公司為代理人的做法代價高，收益的時效短。
美國經常以價值換取利益。
價值為利益服務，最終必然會損害價值。
與這種做法非常類似的事情有兩件：其一是教會和傳教士以上帝的名義胡作非為，謀求私利，作為一個主要誘因，在歐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國則激起了義和團；其二是在“文革”期間，中國官方要求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
這個要求被徹底貫徹了，結果是中國徹底失去了文學藝術。
e?美國的戰争理由和學術傳承 日本的外交和戰争通常避免承擔責任。
日本在戰争問題上傾向于賊喊捉賊，或者發動偷襲，然後把責任推到對方。
與日本不同，美國發動戰争需要一個醞釀過程，一個明确的理由，盡管有時是牽強的理由。
有一個笑話說： 一個美國人與幾名外國人一同去荒野探險，被強盜抓住了。
強盜要殺死他們，但可以滿足每人一個臨終願望。
其他國家的人提出了最後請求，法國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
唯有美國人請求強盜狠狠踢他的屁股。
強盜哈哈大笑，滿足了美國人的要求。
然後，美國人拔出槍來打死了強盜。
大家都很奇怪，問美國人：既然你有槍，為什麼不早點用呢？美國人答道：如果他沒有侵犯我，我有什麼理由殺死他？ 有人問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為什麼他能夠在美國的家門前，和這個超級大國對抗達數十年之久？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們沒有給它入侵的借口。
”豬灣事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但登陸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國情報人員沒有直接參與。
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蘇聯把核導彈運到了古巴，對準美國。
這時，美國也許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風險太大。
沖突可能引發同蘇聯的核戰争，至少肯尼迪總統和他的班子這樣認為。
美國施加了外交、軍事壓力，迫使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
除了這一次，卡斯特羅再也沒有踢過美國人的屁股。
所以，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數百次謀殺，企圖殺害卡斯特羅，美國軍方卻沒有對古巴發動戰争。
其實，即使強盜不踢美國人的屁股，在他準備殺死美國人之前，美國人也會拔槍自衛。
但一般說來，美國總是尋求把沖突的責任推給别人，無論它的借口是真實的還是虛拟的，并願意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
尋求戰争借口要求美國把屁股放在顯眼的地方，往往還要等待很長時間。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在戰争的中期參戰的，那時雙方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遍體鱗傷。
美國政府需要參戰，但德國的潛艇戰是美國參戰的直接誘因。
雖然是為了赢得勝利，美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算是坐收漁人之利，卻比它一開始就卷入戰争減少了很多損失，保存了更多的實力，因此拉大了與戰争雙方的力量對比。
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要訣。
美國是一個注重法律和道義的國家，因此，戰争借口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
亨利?基辛格說過：“就算一場新的冷戰不可避免，我個人并不同意這種假設，一項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是尋求把沖突的責任推給北京，以避免美國的孤立。
”《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169頁。
這是典型的美國想法。
與基辛格的建議相對應，一項明智的中國政策應當是避免承擔沖突責任；在沖突不可避免的時候，把責任推給華盛頓。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決策者應該向卡斯特羅學習。
是否參戰取決于對利益和實力的判斷，而卷入的方式與冷戰或熱戰無關。
如果美國認為一場新的冷戰（或熱戰）是必要的，它一定會積極制造借口。
因此，應該特别警惕美國撅起來、伸過來的屁股。
那未必是示弱。
雖然在經曆了千餘年殘酷的宗教戰争和宗教迫害之後，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大都進入了宗教寬容時代。
但是，一神教對“異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與惡的二元對立、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鬥等思想卻在美國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響，隻不過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美國人就謀求改變世界。
他們要改變歐洲的舊世界，希望鏟除異教文明，希望消滅德意志帝國、蘇聯帝國。
立場都是把美國作為上帝選擇的國家。
上帝選民和善惡大決鬥的觀念起源于宗教，已經融入基督徒的思維之中，并向外傳播。
作為基督教最後一個情緒昂揚的大國，美國必然和伊斯蘭教徒——尤其是激進者——發生沖突。
他們的目标都是消滅對方。
在小布什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受新保守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在思想上與穆斯林恐怖分子沒有本質的差别。
他們的最大差别在技術上，一方掌握了最先進的武器，另一方隻能依靠他們最原始的自殺襲擊。
但是，他們的沖突根源卻可以上溯到兩個宗教的共同源頭。
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三者的沖突是難以調和的，原因就在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
此外，它們也都建立過統治大量異教徒的大帝國，這樣輝煌的集體記憶是難以消退的。
因此，無論是在地緣政治，還是在地緣文化，它們都是對立的。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居民是來自歐洲的移民。
從非洲捕獲的黑人是他們的奴隸，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們的敵人。
從美國建國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近200年間，美國完全由歐洲移民及其後裔掌控，他們歧視和迫害其他族裔。
但是，美國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
美國的
價值需要認真核算，隻有在帶來利益的時候才有價值，這必定損害這些價值的價值。
而且，它必将導緻一個荒謬的結論：凡是美國的利益都（應該）是其他國家的價值；凡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其他國家都不能視為價值。
雖然賴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重新思考國家利益》，這樣的思路卻不是她首創，她隻是以當前的國際局勢為背景重新叙述了一遍。
賴斯是一個很好的學者。
但是，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她的身份是國務卿，不是學者，比學者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态屬性。
伊多?奧倫考察了美國最有影響的政治學者中的一些，發現他們深陷意識形态和民族主義之中，這些學者對其他國家政治制度評價的高低與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系好壞是一緻的，并且随着關系的波動而變化。
奧倫認為，美國的政治學者善于把敵對國家描繪成專制的，而在此前他們還在贊美這個國家的民主。
這些學者中包括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在位）。
在1880年代，威爾遜“把德意志帝國看做憲政國家，認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國政府的改革樣闆”。
（見伊多?奧倫：《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後來，威爾遜領導的美國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
在美國政治學者那裡，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斯大林的蘇聯成為邪惡的極權國家是在和美國交惡之後，日本的形象也有同樣的經曆。
奧倫的結論是：“社會科學知識即便置身于學術自由的制度下，也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态屬性。
”（見前引之書，27頁。
）賴斯在為小布什8年的外交做總結，做辯護。
所以，她的話冠冕堂皇，不可太當真。
作者在下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話，原因就在于這些話沒有新意，反映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般思路。
長期以來，類似的想法指導着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利益為出發點，調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理想為現實服務。
這是世人诟病美國政策虛僞的緣由。
賴斯稱之為“這個美國所獨有的現實主義”（thisuniquelyAmericanrealism），并認為此種主義今後也必須指導美國的外交。
美國要“塑造結果”，這要求按照美國設想的模式改變世界。
賴斯所舉的成功例子是阿富汗和伊拉克。
且不論入侵成功與否，這兩個國家的原政權是美國用武力推翻的，現政權是美國的傀儡，而且，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捏造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
以暴力推行民主，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行為。
除去價值，剩下的隻有美國的利益了。
價值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美國的利益。
美國獨有的現實主義外交是傳教士文化的一個變種。
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不少善人和聖徒，也有許多惡棍和暴徒。
在政治的傳教士中，很可能是後者的數量更多一些。
不要以為，有了賴斯陳述的原則，當世界都實現自由與民主之後，就天下太平了。
其實，同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各國的價值也是不同的。
由于這個原因，當利益沖突大到一定程度時，美國一定會找到——甚至會制造——價值沖突。
日本人一定還記得1980年代美日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價值對立。
雖然歐、美的價值的血緣更近，它們也有價值沖突。
當歐盟成為一個強大的地緣政治實體之後，這種沖突就會激化。
在2001年前後，這種迹象在德、法等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時候已經凸顯出來了。
所以，按照賴斯的思路，價值一定會随着利益或意見的分歧而沖突，最後也就無所謂共同價值了。
賴斯反對帕默斯頓“隻有永恒利益”的陳述，但她對利益的解釋隻不過是帕默斯頓原意的另一個版本，僅僅多了一層虛飾而已。
廣義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和平、寬容、互利也是普世價值。
不能為了一項而犧牲另一項。
優先順序的标準是什麼？顯然不應該是某一國家的利益。
為了在别國建立民主而入侵這個國家，即使沒有以謊言為借口，這種行為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謂“普世”，就是為各國官府和各國百姓普遍認可和接受。
在這個前提下，一國官府不可以壟斷任何一項普世價值的定義權和認證權。
如果我們對暴力和性的看法也是價值的組成，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部分（性繁衍人類，暴力毀滅人類），那麼，美國有權因為歐洲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欣賞暴力而入侵歐洲嗎？或，在有利可圖之時，性解放之後的歐洲人可以為了給穆斯林送去更多的自由而發動戰争嗎？美國相對歐洲的性不自由主要是在公共場合和媒體。
這個說法不是為了擡杠。
在較重要的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之後，較不重要的自由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在這裡，所謂的重要或不重要是相對的。
每個人對價值重要性的高低都有自己的看法。
美國高談闊論政治制度，也表明這時候它的經濟已經不那麼強勁，不那麼吸引人了。
在1990年代，美國向日本和其他國家兜售它的經濟模式，要求它們向美國看齊；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更是揮舞着貌似胡蘿蔔的大棒，企圖把亞洲納入美國的軌道。
2000年以後，美國的強項不再是經濟，于是改弦更張，轉而更多地談論民主了。
為了推廣民主，小布什政府在中東小試鋒芒，收獲甚微。
從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到民主，美國推銷其價值的方式是機會主義的，其目的都是在變化中制造和尋找漏洞，使美國的利益有機可乘。
可笑的是，在美國推銷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時候，它的貿易保守主義擡頭；在美國的曆屆總統中，小布什的兩次當選過程都不太民主。
不論賴斯如何高調談論民主，在美國國内和在國際上，小布什政府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可能都比貢獻大。
不過，這一點可能要在多年之後才會有共識。
當賴斯在談論如何促進美國的利益時，她談到了一些大國。
當然不是這些大國的利益，而是它們的責任。
如果每個國家都承擔與它們力量和利益對應的責任，世界必将受益很多。
不過，賴斯試圖用“責任”捆綁潛在對手的發展。
她說，“我們一再向北京強調，随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完全成員地位而來的是責任”，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美國努力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時要求别國承擔更多責任，非常不願意分享它的利益。
這種辦法是軍事圍堵的補充，雖然出于自私的目的，對于世界和平卻是有益的。
任何國家都必須承擔對整個世界的責任。
但是，把責任變成套住競争對手的枷鎖，由競争對手承擔責任，美國做得最好。
對付美國的這一招，最糟糕的辦法是推卸責任。
各國應該盡可能承擔責任，同時也監督其他國家履行職責，比如減緩全球變暖，減少殘忍武器的使用，等等。
隻有各盡其責，互相監督，這個世界才有可能一點一點好起來。
對于美國來說，操控某一個國家，或在某一個具體問題上使這個國家站在美國一邊，由容易到困難的順序是：（1）支持美國的專制國家，（2）支持美國的民主國家，（3）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4）反對美國的專制國家。
最容易和最難以操控的都是專制國家，因為在專制國家中，決定由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做出，隻要說服、買通、壓服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就可以了。
這是容易之處。
但如果這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堅決反美，美國就很難在這個國家内做手腳。
所以，美國要在第四種國家推廣美國價值。
對第一種國家，美國政府一向堅決支持，不過不那麼大張旗鼓罷了。
第一種國家對美國的支持等于購買了“贖罪券”，可以進入美國的自由民主天堂。
那些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以美國的力量是比較容易操控的，尤其是人口較少、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操縱政局的成本并不高，而地緣政治的回報卻非常豐厚。
“顔色革命”都發生在這樣的國家。
南美許多國家長期遭受美國的幹涉，民選政府被推翻。
賴斯不是一個出色的國務卿，卻也清楚知道這一點。
她說：“盡管美國影響強大國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有巨大的能力提高弱小和管理不善國家的和平的政治和經濟發展。
”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須承認，民主國家一般不會全盤反美，原因是民主國家民衆的意見不可能一緻；其次是美國是世界上勢力最大的國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
因此，許多人選擇站在美國一邊，盡管他們未必贊同美國的政策和行為。
我們可以把上兩段中的“美國”換成另外的大國，原理同樣适用。
美國是現在唯一的超級大國，控制别國的能力最強，所以在這裡以它為代表讨論國家間的操控問題。
其他國家也同樣試圖影響别國的外交政策，使之對己有利。
中國通常的方式是影響在華投資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大合同和優惠條件為誘餌。
但是，這種以大公司為代理人的做法代價高，收益的時效短。
美國經常以價值換取利益。
價值為利益服務，最終必然會損害價值。
與這種做法非常類似的事情有兩件：其一是教會和傳教士以上帝的名義胡作非為，謀求私利，作為一個主要誘因，在歐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國則激起了義和團；其二是在“文革”期間，中國官方要求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
這個要求被徹底貫徹了，結果是中國徹底失去了文學藝術。
e?美國的戰争理由和學術傳承 日本的外交和戰争通常避免承擔責任。
日本在戰争問題上傾向于賊喊捉賊，或者發動偷襲，然後把責任推到對方。
與日本不同，美國發動戰争需要一個醞釀過程，一個明确的理由，盡管有時是牽強的理由。
有一個笑話說： 一個美國人與幾名外國人一同去荒野探險，被強盜抓住了。
強盜要殺死他們，但可以滿足每人一個臨終願望。
其他國家的人提出了最後請求，法國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
唯有美國人請求強盜狠狠踢他的屁股。
強盜哈哈大笑，滿足了美國人的要求。
然後，美國人拔出槍來打死了強盜。
大家都很奇怪，問美國人：既然你有槍，為什麼不早點用呢？美國人答道：如果他沒有侵犯我，我有什麼理由殺死他？ 有人問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為什麼他能夠在美國的家門前，和這個超級大國對抗達數十年之久？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們沒有給它入侵的借口。
”豬灣事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但登陸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國情報人員沒有直接參與。
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蘇聯把核導彈運到了古巴，對準美國。
這時，美國也許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風險太大。
沖突可能引發同蘇聯的核戰争，至少肯尼迪總統和他的班子這樣認為。
美國施加了外交、軍事壓力，迫使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
除了這一次，卡斯特羅再也沒有踢過美國人的屁股。
所以，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數百次謀殺，企圖殺害卡斯特羅，美國軍方卻沒有對古巴發動戰争。
其實，即使強盜不踢美國人的屁股，在他準備殺死美國人之前，美國人也會拔槍自衛。
但一般說來，美國總是尋求把沖突的責任推給别人，無論它的借口是真實的還是虛拟的，并願意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
尋求戰争借口要求美國把屁股放在顯眼的地方，往往還要等待很長時間。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在戰争的中期參戰的，那時雙方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遍體鱗傷。
美國政府需要參戰，但德國的潛艇戰是美國參戰的直接誘因。
雖然是為了赢得勝利，美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算是坐收漁人之利，卻比它一開始就卷入戰争減少了很多損失，保存了更多的實力，因此拉大了與戰争雙方的力量對比。
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要訣。
美國是一個注重法律和道義的國家，因此，戰争借口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
亨利?基辛格說過：“就算一場新的冷戰不可避免，我個人并不同意這種假設，一項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是尋求把沖突的責任推給北京，以避免美國的孤立。
”《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169頁。
這是典型的美國想法。
與基辛格的建議相對應，一項明智的中國政策應當是避免承擔沖突責任；在沖突不可避免的時候，把責任推給華盛頓。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決策者應該向卡斯特羅學習。
是否參戰取決于對利益和實力的判斷，而卷入的方式與冷戰或熱戰無關。
如果美國認為一場新的冷戰（或熱戰）是必要的，它一定會積極制造借口。
因此，應該特别警惕美國撅起來、伸過來的屁股。
那未必是示弱。
雖然在經曆了千餘年殘酷的宗教戰争和宗教迫害之後，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大都進入了宗教寬容時代。
但是，一神教對“異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與惡的二元對立、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鬥等思想卻在美國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響，隻不過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美國人就謀求改變世界。
他們要改變歐洲的舊世界，希望鏟除異教文明，希望消滅德意志帝國、蘇聯帝國。
立場都是把美國作為上帝選擇的國家。
上帝選民和善惡大決鬥的觀念起源于宗教，已經融入基督徒的思維之中，并向外傳播。
作為基督教最後一個情緒昂揚的大國，美國必然和伊斯蘭教徒——尤其是激進者——發生沖突。
他們的目标都是消滅對方。
在小布什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受新保守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在思想上與穆斯林恐怖分子沒有本質的差别。
他們的最大差别在技術上，一方掌握了最先進的武器，另一方隻能依靠他們最原始的自殺襲擊。
但是，他們的沖突根源卻可以上溯到兩個宗教的共同源頭。
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三者的沖突是難以調和的，原因就在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
此外，它們也都建立過統治大量異教徒的大帝國，這樣輝煌的集體記憶是難以消退的。
因此，無論是在地緣政治，還是在地緣文化，它們都是對立的。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居民是來自歐洲的移民。
從非洲捕獲的黑人是他們的奴隸，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們的敵人。
從美國建國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近200年間，美國完全由歐洲移民及其後裔掌控，他們歧視和迫害其他族裔。
但是，美國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
美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