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及沖繩：東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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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軍是一支多國部隊，不僅有大量的朝鮮士兵，還有來自暹羅和琉球的軍人。
盟軍的人數（7?5萬）大約隻有日軍的一半。
他們阻擋了日軍向中國方向的推進。
中國正統史學界一般認為日本兩戰皆輸。
黃仁宇認為兩場戰争（1592-1593，1597-1598）實為一場，中間隔了一個奇特的議和期。
那時，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敗，無力獲勝，當它再次準備議和時，豐臣秀吉病死，戰争不了了之。
見《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龍慶和萬曆時期”，614-621頁。
豐臣秀吉被認為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鼻祖。
他明确提出先占領朝鮮半島，進而侵占中國的戰略。
他的想法成為日本的戰略文化遺産。
從19世紀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試圖完成這個古老的方案。
在歐洲，拿破侖和希特勒都試圖通過“封鎖”政策，壓迫島國英國屈服，但都沒有成功。
在日本，豐臣秀吉的政策路徑截然相反，從島國向大陸進攻。
在二戰期間，日本形成了一個從朝鮮半島到中南半島的封鎖線，來封鎖中國。
島國長期占領大陸國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雖然當時的中國貧窮和腐敗，但日本仍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個任務。
19世紀末是西方帝國殖民擴張的最後時代。
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初就走上了軍事擴張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占領琉球群島和千島群島，1876年，占領位于日本東南1300多公裡處的小笠原群島。
然後，日本在19世紀末提出“大陸政策”，把炮口轉向亞洲大陸。
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戰争。
中國在甲午戰争中慘敗，此後備受日本的侵略和壓迫，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
這段曆史為大多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國人所熟知，不必細說。
所以，第三場戰争持續的時間最長久，對中國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國和日本在朝鮮半島打了三場戰争，前後跨度1300多年。
這三場戰争有幾個共同特點：（1）日本都想以朝鮮半島為登陸跳闆，進而攻擊中國；（2）日本都利用了半島上的内亂作為出兵的理由，中國都是被動應戰；（3）雙方同時展開海戰和陸戰，這種作戰方式在中國戰争史上并不多見。
又，日本發動三場戰争的時機都很類似：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之後，日本開始走向強大。
第一場戰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後，日本學習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國勢初盛。
第二場戰争是在日本首次統一之後，實施自由貿易，崇尚武士文化，國勢再盛。
第三場戰争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的文化技術，建立了現代工業和軍隊，國勢三盛。
可以說，日本強大後必定會向大陸擴張。
隻有第三次大陸沒有力量反擊日本，遂釀成大患。
三場戰争的結果不同。
第一場以中國的絕對優勢獲勝，此後是長期和平。
第二場是雙方互有勝負，最後不了了之。
第三場以日本的絕對優勢獲勝，中國本土岌岌可危。
三場戰争反應了兩國力量的消長。
有這三場戰争為先例，中國必然會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鮮半島，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集團對抗。
那時，中國剛剛結束半個多世紀的内戰和抗戰，民不聊生，沒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個國家打仗，但中國仍毅然派兵跨過了鴨綠江。
這個決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對敵人充分了解的基礎上，今天有很多争論。
但僅僅從曆史的角度看，中國無法回避這場戰争，即使是在國家極其貧窮的時候。
其實，國家越是貧窮，就越不能回避。
一個強大的國家選擇餘地更大，可以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反擊，或者是否反擊。
而貧弱的國家隻能在最初的時候就做出決定，否則一切就會太晚了。
易走極端的國家 因為缺乏戰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極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
這種情形和中國相反。
中國一般不缺少戰略眼光，但往往被強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決心做出選擇，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動。
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會失去彈性，應變能力變得很差。
清末是一個例證。
同樣受到西方的沖擊，日本很快做出反應，開始明治維新，走上了強國之路。
清朝卻陷入了“體用”的形而上學之争，錯失良機，成為日本擴張的首要目标。
明治維新是成功的極端：急劇、徹底地抛棄傳統。
雖然這次極端的行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現出它災難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顧實力、缺少戰略的侵略。
軍國主義者堅信，“精神性”可以彌補實力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做到了。
日本軍人的堅韌、無畏和殘忍，給對手和平民帶來了極大的犧牲。
但是這種彌補遠遠不夠，既不能縮小它和美國的工業差距，更不能屈服鄰國的抵抗的意志。
最終，日本仍沒有逃脫戰敗的命運。
武士道是戰敗前日本軍隊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進與不服從因素。
日本軍隊的跋扈不僅在中國，也在日本本土表現出來。
1930年4月，日本簽署了倫敦海軍裁軍條約。
日本右翼反對該條約，當年11月，刺客開槍打死了首相濱口雄幸。
這次暗殺和軍隊沒有直接關系，卻是出于軍事的原因。
1932年5月，海軍軍官在官邸謀殺了首相犬養毅。
陸海軍的另一夥軍官發動恐怖襲擊，向政友會（犬養毅的政治派别）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
實際上，犬養毅是反對這個條約的。
1936年2月26日，22名陸軍下級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發起叛亂。
叛軍攻占了陸軍省和警視廳，殺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總監。
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他的秘書卻被殺害了。
戰後，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軍隊。
但右翼的政治暗殺行為并沒有終止。
1960年，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殺。
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鼓動軍隊發動1930年代那樣的叛亂，然後切腹自殺。
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秘密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靈位。
如今，在進入發達國家的圈子以後，日本喪失了前進的目标。
有論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兩種情況下走向極端：其一是國民喪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尋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時候方向出現偏差。
埃茲拉蒂在2000年寫到： 像目前這樣的過渡期對日本文化來說要比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擾亂作用。
當日本人缺乏作為團體行動基礎的國民目标時，他們可能變得近乎絕望。
在這種時候，他們迫不及待地尋找新的行動計劃，就可能導緻不幸的甚至自我毀滅的轉折，就如同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選擇軍國主義道路時那樣。
米爾頓?埃茲拉蒂：《變——日本變局将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35-236頁，新華出版社，2003年。
在這本書中，埃茲拉蒂多次做出類似的評論。
他還說過： 當舊的模式失靈，日本人失去了他們所亟需的共同事業感，他們為了重新獲得那種自己所珍視的感受，哪怕那種新的模式喪失理智或具有毀滅性，他們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當時最有吸引力的事業不放。
因為日本文化中極少有人能夠獨立于團體之外來反對團體的指導，所以，一旦人們轉向新的事業，就可能走向極端。
日本的曆史說明，當圍繞某一積極的事業形成共識時，日本文化的天賦就使日本能夠實現偉大的目标。
但日本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喪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喪心病狂地尋找解決辦法時，它就會走向極端并導緻自己的毀滅。
《變——日本變局将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52-253頁。
日本現在失去了目标，還沒有找到新的目标。
這是一段危險的時期，而且将持續數十年。
2005年，在教科書和領土問題上，日本和中國、韓國、朝鮮、俄國都發生了糾紛。
這時，日本正在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還想把朝鮮拉回到有關核武器的六方會談中，它的經濟複蘇也需要擴大出口——特别是對中國的出口。
這些努力都需要别國的支持。
但是，日本因為自己的言行在東亞陷入孤立。
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生了群衆遊行，示威者抗議日本篡改曆史，并号召抵制日貨。
美國也不信任日本，它對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虛晃一槍。
美國需要維持日本的附庸國地位。
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又扼守在歐亞大陸東部之外，這個附庸國是極為珍貴的。
美國把它的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東亞，不僅僅是為了壓制中國，也有牽制日本的意思。
日本修改教科書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日本否定它的戰争暴行，批判東京審判，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就失去了道義根據。
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
中日都不可能從争執中獲益，但日本受到的損失更多。
在民衆高漲的反日情緒中，中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必然受到限制。
日本民主黨前代表鸠山由紀夫批評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
鸠山說：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長期戰略而憑一時高興來對待外交。
我認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愛，這給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損失。
日本《每日新聞》晚版，2005年4月4日，轉引自4月7日《參考消息》。
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作為反對黨，民主黨一直在批評執政的自民黨。
即使在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中，黨派之間的攻讦也不總是公正的。
但是，以上對小泉的批評卻是可以從日本的曆史中得到證明。
小泉所缺乏的“仁愛”，是日本從中國學習儒學過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過。
哲學史表明，中日儒學的一個重要差别在“仁”之有無。
缺少仁愛之心，這可能是日本易走極端的一個原因。
其次則是通常所說的島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國還源于強烈的“弑父情結”。
日本以弑“父”這一行為，來達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轉向，從東方轉向西方。
中國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長期的模仿對象。
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日本發現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中國人被視為“低等民族”。
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徹底打敗中國就能了斷過去的緣分，轉而模仿西方，完成“脫亞入歐”。
在日本帝國的等級制度中，為中國安排一個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夠從過去的模仿者變成領導者，成為東亞的霸主。
日本占領了東亞，西方國家被當作下一個“弑父”的對象。
因為隻有如此，日本才會認為自己進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級。
每一個後發工業國都面臨如何對待“西化”的問題。
不僅日本如此，俄國、中國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并造成社會分裂。
甚至在歐洲，今天也要應對全球化（或美國化）的挑戰。
但是，隻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進地否定傳統，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應當超過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時期的俄國。
從福澤谕吉到白鳥庫吉，日本的一流學者多有提倡“脫亞”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這個激進的向西方學習者，現在保留了更多的東方傳統。
而中國經曆了19世紀後半葉的“體用”之争，屢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幾乎把自己的文化傳統毀滅殆盡。
似乎中國更擅長以漸進的手段，完成激進的目的。
東亞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不能複活，東亞的古老文明将難以為繼。
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徘徊，似乎成了棄兒。
當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為立國之本。
這說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嘗試之後，日本仍然沒有成年，沒有找到歸宿。
日本能否成功地“脫歐返亞”，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日之争的深層原因是地區領導權。
現在，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諸多方面都領先于中國，它無法接受跟随中國。
一旦中國在這些領域取得和日本同樣的成就，日本就别無選擇。
它無力擺脫地理和傳統的制約。
無論中國人是否願意承認，日本都是中國目前最發達、最強大的鄰國，實力在中國之上。
中國人必須認真研究和對待這個國家，不可意氣用事。
如果有可能，應該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維持雙邊友好關系。
但是，日本将可能成為一個威脅。
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裝，軍隊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軍事基地。
此舉必将改變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将受到更大牽制。
布熱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前景。
他在2007年說： 幾乎可以斷定，日本在不久的将來将放棄和平主義立場……如此，則日本必然會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強國。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1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原著于2007年首版。
日本在軍事上是美國的跟班，它或者繼續作為美國在東亞軍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漸獲得獨立。
布熱津斯基認為，這兩種前景都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他提議，應該讓日本在擴大了的北約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納入北約的安全框架内。
同時，他要求美國促進中日妥協，以減少中日對抗的風險。
布熱津斯基認為，也不太可能出現以下情況：“中日妥協将導緻日本被一個由中國實際主導該大陸、美國逐漸被排斥的東亞共同體概念所吸引。
”《第二次機遇》，169頁。
不過，2007年春，曆史學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訪時說，日本的未來就在中國主導的東亞。
所以，日本未來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潛伏着危險。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義占上風的日本将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
對于這一點，東亞人比西方人少了許多美好幻想。
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上任後第一次訪美，先會見美國總統約翰遜，要求美國提供核保護傘，得到約翰遜的承諾。
次日，1月13日，佐藤會見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
他提出，如果日本與中國爆發戰争，美國應該從海上對中國發動核打擊，“從海上的話或許可以立刻使用”。
佐藤在1964-1972年擔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長為日本罕見，可見其政治地位之鞏固。
他于1968年提出的“無核三原則”（不制造、不擁有核武器、也不允許核武器進入日本領土）成為日本核政策的指導原則。
但美國可以将載核艦隻停靠在日本港口。
佐藤認為，如果美國從海上（日本領海）對中國發起核攻擊，就會不違反三原則。
以上内容出自日本外務省的常規解密文件。
美聯社2008年12月21日電，共同社12月22日電。
轉引自《參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
佐藤的公衆形象是一個強烈的反核者。
在他任内，日本于1971年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他本人在197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反核者、和平愛好者佐藤榮作，實際上是一個狂熱的核戰争販子。
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價值選擇在言行之間有如此極端的反差，極其罕見，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訪美之前不到3個月，中國于1964年10月16日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可能加深了佐藤對中國的擔憂和不信任。
但是，佐藤要求美國對中國的常規武器進攻也要盡早報複以核打擊。
那時的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日本發起核攻擊，更沒有力量發動跨海的常規進攻。
在21世紀，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動美國對朝鮮實施核打擊，也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長（空軍參謀長）田母神俊雄發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國家嗎？》，否認日本對朝鮮、中國、美國的戰争是侵略。
他因此被解職。
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縣的演講中，田母神聲稱，自衛隊99%的軍官都會支持他的觀點，并提出要“與美國商談給予日本核彈發射權事宜”。
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擊、表面上最反對核武器的國家。
其實，“熱愛和平”、“反對核武”是它的趨同文化、掩飾文化要求國民在戰敗後必須這樣做。
“愛好”、“反對”不是出自獨立人格和良心呼喚，因此根基很淺，如同時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風飄雲散。
從日本大衆對待侵略和大屠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沒有痛徹入骨的反省，沒有排斥暴行。
一旦局勢有變，日本政壇出現一位強勢人物或一位煽動家，大概不難一呼百應，改變日本國民目前對和平的愛好。
如果日本不能獲得鄰國的諒解，它就難以在本地區發揮與它實力相應的作用。
如果不能首先成為一個地區大國，日本就不可能成為它希望的世界大國。
如果不能納入東亞，而美國又将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那麼，重新軍事化、獲得核武器是日本成為大國的唯一出路。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可能會尋求打敗中國。
日本人的性格是極端的，并且常常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
外人很難了解擺動會在什麼時候開始。
本尼迪克特描述：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黩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2頁，商務印書館，1994年。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東亞飽受日本窮兵黩武之害；在20世紀後半葉，我們看到了一個恪守和平憲法的日本。
在21世紀，日本将重新擺向另一個極端嗎？也許。
已經出現了一些迹象，盡管還不是顯著的迹象。
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和平憲法可能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必要步驟。
但我們不知道日本是否将在适當的位置停下來，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讓自己在到達極端之前停下來，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日本的曆史證明它經常走向極端。
民族主義正在日本興起，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警惕。
馬修斯說： 過去幾年，美國把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戰争上。
這時，另一個可怕的挑戰——崛起的民族主義——已經在美國最密切的盟國之一紮下根來
盟軍的人數（7?5萬）大約隻有日軍的一半。
他們阻擋了日軍向中國方向的推進。
中國正統史學界一般認為日本兩戰皆輸。
黃仁宇認為兩場戰争（1592-1593，1597-1598）實為一場，中間隔了一個奇特的議和期。
那時，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敗，無力獲勝，當它再次準備議和時，豐臣秀吉病死，戰争不了了之。
見《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龍慶和萬曆時期”，614-621頁。
豐臣秀吉被認為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鼻祖。
他明确提出先占領朝鮮半島，進而侵占中國的戰略。
他的想法成為日本的戰略文化遺産。
從19世紀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試圖完成這個古老的方案。
在歐洲，拿破侖和希特勒都試圖通過“封鎖”政策，壓迫島國英國屈服，但都沒有成功。
在日本，豐臣秀吉的政策路徑截然相反，從島國向大陸進攻。
在二戰期間，日本形成了一個從朝鮮半島到中南半島的封鎖線，來封鎖中國。
島國長期占領大陸國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雖然當時的中國貧窮和腐敗，但日本仍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個任務。
19世紀末是西方帝國殖民擴張的最後時代。
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初就走上了軍事擴張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占領琉球群島和千島群島，1876年，占領位于日本東南1300多公裡處的小笠原群島。
然後，日本在19世紀末提出“大陸政策”，把炮口轉向亞洲大陸。
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戰争。
中國在甲午戰争中慘敗，此後備受日本的侵略和壓迫，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
這段曆史為大多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國人所熟知，不必細說。
所以，第三場戰争持續的時間最長久，對中國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國和日本在朝鮮半島打了三場戰争，前後跨度1300多年。
這三場戰争有幾個共同特點：（1）日本都想以朝鮮半島為登陸跳闆，進而攻擊中國；（2）日本都利用了半島上的内亂作為出兵的理由，中國都是被動應戰；（3）雙方同時展開海戰和陸戰，這種作戰方式在中國戰争史上并不多見。
又，日本發動三場戰争的時機都很類似：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之後，日本開始走向強大。
第一場戰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後，日本學習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國勢初盛。
第二場戰争是在日本首次統一之後，實施自由貿易，崇尚武士文化，國勢再盛。
第三場戰争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的文化技術，建立了現代工業和軍隊，國勢三盛。
可以說，日本強大後必定會向大陸擴張。
隻有第三次大陸沒有力量反擊日本，遂釀成大患。
三場戰争的結果不同。
第一場以中國的絕對優勢獲勝，此後是長期和平。
第二場是雙方互有勝負，最後不了了之。
第三場以日本的絕對優勢獲勝，中國本土岌岌可危。
三場戰争反應了兩國力量的消長。
有這三場戰争為先例，中國必然會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鮮半島，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集團對抗。
那時，中國剛剛結束半個多世紀的内戰和抗戰，民不聊生，沒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個國家打仗，但中國仍毅然派兵跨過了鴨綠江。
這個決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對敵人充分了解的基礎上，今天有很多争論。
但僅僅從曆史的角度看，中國無法回避這場戰争，即使是在國家極其貧窮的時候。
其實，國家越是貧窮，就越不能回避。
一個強大的國家選擇餘地更大，可以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反擊，或者是否反擊。
而貧弱的國家隻能在最初的時候就做出決定，否則一切就會太晚了。
易走極端的國家 因為缺乏戰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極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
這種情形和中國相反。
中國一般不缺少戰略眼光，但往往被強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決心做出選擇，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動。
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會失去彈性，應變能力變得很差。
清末是一個例證。
同樣受到西方的沖擊，日本很快做出反應，開始明治維新，走上了強國之路。
清朝卻陷入了“體用”的形而上學之争，錯失良機，成為日本擴張的首要目标。
明治維新是成功的極端：急劇、徹底地抛棄傳統。
雖然這次極端的行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現出它災難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顧實力、缺少戰略的侵略。
軍國主義者堅信，“精神性”可以彌補實力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做到了。
日本軍人的堅韌、無畏和殘忍，給對手和平民帶來了極大的犧牲。
但是這種彌補遠遠不夠，既不能縮小它和美國的工業差距，更不能屈服鄰國的抵抗的意志。
最終，日本仍沒有逃脫戰敗的命運。
武士道是戰敗前日本軍隊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進與不服從因素。
日本軍隊的跋扈不僅在中國，也在日本本土表現出來。
1930年4月，日本簽署了倫敦海軍裁軍條約。
日本右翼反對該條約，當年11月，刺客開槍打死了首相濱口雄幸。
這次暗殺和軍隊沒有直接關系，卻是出于軍事的原因。
1932年5月，海軍軍官在官邸謀殺了首相犬養毅。
陸海軍的另一夥軍官發動恐怖襲擊，向政友會（犬養毅的政治派别）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
實際上，犬養毅是反對這個條約的。
1936年2月26日，22名陸軍下級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發起叛亂。
叛軍攻占了陸軍省和警視廳，殺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總監。
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他的秘書卻被殺害了。
戰後，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軍隊。
但右翼的政治暗殺行為并沒有終止。
1960年，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殺。
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鼓動軍隊發動1930年代那樣的叛亂，然後切腹自殺。
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秘密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靈位。
如今，在進入發達國家的圈子以後，日本喪失了前進的目标。
有論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兩種情況下走向極端：其一是國民喪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尋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時候方向出現偏差。
埃茲拉蒂在2000年寫到： 像目前這樣的過渡期對日本文化來說要比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擾亂作用。
當日本人缺乏作為團體行動基礎的國民目标時，他們可能變得近乎絕望。
在這種時候，他們迫不及待地尋找新的行動計劃，就可能導緻不幸的甚至自我毀滅的轉折，就如同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選擇軍國主義道路時那樣。
米爾頓?埃茲拉蒂：《變——日本變局将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35-236頁，新華出版社，2003年。
在這本書中，埃茲拉蒂多次做出類似的評論。
他還說過： 當舊的模式失靈，日本人失去了他們所亟需的共同事業感，他們為了重新獲得那種自己所珍視的感受，哪怕那種新的模式喪失理智或具有毀滅性，他們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當時最有吸引力的事業不放。
因為日本文化中極少有人能夠獨立于團體之外來反對團體的指導，所以，一旦人們轉向新的事業，就可能走向極端。
日本的曆史說明，當圍繞某一積極的事業形成共識時，日本文化的天賦就使日本能夠實現偉大的目标。
但日本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喪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喪心病狂地尋找解決辦法時，它就會走向極端并導緻自己的毀滅。
《變——日本變局将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52-253頁。
日本現在失去了目标，還沒有找到新的目标。
這是一段危險的時期，而且将持續數十年。
2005年，在教科書和領土問題上，日本和中國、韓國、朝鮮、俄國都發生了糾紛。
這時，日本正在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還想把朝鮮拉回到有關核武器的六方會談中，它的經濟複蘇也需要擴大出口——特别是對中國的出口。
這些努力都需要别國的支持。
但是，日本因為自己的言行在東亞陷入孤立。
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生了群衆遊行，示威者抗議日本篡改曆史，并号召抵制日貨。
美國也不信任日本，它對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虛晃一槍。
美國需要維持日本的附庸國地位。
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又扼守在歐亞大陸東部之外，這個附庸國是極為珍貴的。
美國把它的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東亞，不僅僅是為了壓制中國，也有牽制日本的意思。
日本修改教科書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日本否定它的戰争暴行，批判東京審判，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就失去了道義根據。
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
中日都不可能從争執中獲益，但日本受到的損失更多。
在民衆高漲的反日情緒中，中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必然受到限制。
日本民主黨前代表鸠山由紀夫批評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
鸠山說：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長期戰略而憑一時高興來對待外交。
我認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愛，這給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損失。
日本《每日新聞》晚版，2005年4月4日，轉引自4月7日《參考消息》。
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作為反對黨，民主黨一直在批評執政的自民黨。
即使在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中，黨派之間的攻讦也不總是公正的。
但是，以上對小泉的批評卻是可以從日本的曆史中得到證明。
小泉所缺乏的“仁愛”，是日本從中國學習儒學過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過。
哲學史表明，中日儒學的一個重要差别在“仁”之有無。
缺少仁愛之心，這可能是日本易走極端的一個原因。
其次則是通常所說的島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國還源于強烈的“弑父情結”。
日本以弑“父”這一行為，來達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轉向，從東方轉向西方。
中國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長期的模仿對象。
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日本發現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中國人被視為“低等民族”。
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徹底打敗中國就能了斷過去的緣分，轉而模仿西方，完成“脫亞入歐”。
在日本帝國的等級制度中，為中國安排一個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夠從過去的模仿者變成領導者，成為東亞的霸主。
日本占領了東亞，西方國家被當作下一個“弑父”的對象。
因為隻有如此，日本才會認為自己進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級。
每一個後發工業國都面臨如何對待“西化”的問題。
不僅日本如此，俄國、中國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并造成社會分裂。
甚至在歐洲，今天也要應對全球化（或美國化）的挑戰。
但是，隻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進地否定傳統，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應當超過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時期的俄國。
從福澤谕吉到白鳥庫吉，日本的一流學者多有提倡“脫亞”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這個激進的向西方學習者，現在保留了更多的東方傳統。
而中國經曆了19世紀後半葉的“體用”之争，屢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幾乎把自己的文化傳統毀滅殆盡。
似乎中國更擅長以漸進的手段，完成激進的目的。
東亞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不能複活，東亞的古老文明将難以為繼。
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徘徊，似乎成了棄兒。
當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為立國之本。
這說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嘗試之後，日本仍然沒有成年，沒有找到歸宿。
日本能否成功地“脫歐返亞”，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日之争的深層原因是地區領導權。
現在，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諸多方面都領先于中國，它無法接受跟随中國。
一旦中國在這些領域取得和日本同樣的成就，日本就别無選擇。
它無力擺脫地理和傳統的制約。
無論中國人是否願意承認，日本都是中國目前最發達、最強大的鄰國，實力在中國之上。
中國人必須認真研究和對待這個國家，不可意氣用事。
如果有可能，應該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維持雙邊友好關系。
但是，日本将可能成為一個威脅。
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裝，軍隊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軍事基地。
此舉必将改變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将受到更大牽制。
布熱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前景。
他在2007年說： 幾乎可以斷定，日本在不久的将來将放棄和平主義立場……如此，則日本必然會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強國。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1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原著于2007年首版。
日本在軍事上是美國的跟班，它或者繼續作為美國在東亞軍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漸獲得獨立。
布熱津斯基認為，這兩種前景都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他提議，應該讓日本在擴大了的北約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納入北約的安全框架内。
同時，他要求美國促進中日妥協，以減少中日對抗的風險。
布熱津斯基認為，也不太可能出現以下情況：“中日妥協将導緻日本被一個由中國實際主導該大陸、美國逐漸被排斥的東亞共同體概念所吸引。
”《第二次機遇》，169頁。
不過，2007年春，曆史學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訪時說，日本的未來就在中國主導的東亞。
所以，日本未來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潛伏着危險。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義占上風的日本将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
對于這一點，東亞人比西方人少了許多美好幻想。
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上任後第一次訪美，先會見美國總統約翰遜，要求美國提供核保護傘，得到約翰遜的承諾。
次日，1月13日，佐藤會見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
他提出，如果日本與中國爆發戰争，美國應該從海上對中國發動核打擊，“從海上的話或許可以立刻使用”。
佐藤在1964-1972年擔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長為日本罕見，可見其政治地位之鞏固。
他于1968年提出的“無核三原則”（不制造、不擁有核武器、也不允許核武器進入日本領土）成為日本核政策的指導原則。
但美國可以将載核艦隻停靠在日本港口。
佐藤認為，如果美國從海上（日本領海）對中國發起核攻擊，就會不違反三原則。
以上内容出自日本外務省的常規解密文件。
美聯社2008年12月21日電，共同社12月22日電。
轉引自《參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
佐藤的公衆形象是一個強烈的反核者。
在他任内，日本于1971年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他本人在197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反核者、和平愛好者佐藤榮作，實際上是一個狂熱的核戰争販子。
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價值選擇在言行之間有如此極端的反差，極其罕見，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訪美之前不到3個月，中國于1964年10月16日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可能加深了佐藤對中國的擔憂和不信任。
但是，佐藤要求美國對中國的常規武器進攻也要盡早報複以核打擊。
那時的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日本發起核攻擊，更沒有力量發動跨海的常規進攻。
在21世紀，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動美國對朝鮮實施核打擊，也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長（空軍參謀長）田母神俊雄發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國家嗎？》，否認日本對朝鮮、中國、美國的戰争是侵略。
他因此被解職。
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縣的演講中，田母神聲稱，自衛隊99%的軍官都會支持他的觀點，并提出要“與美國商談給予日本核彈發射權事宜”。
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擊、表面上最反對核武器的國家。
其實，“熱愛和平”、“反對核武”是它的趨同文化、掩飾文化要求國民在戰敗後必須這樣做。
“愛好”、“反對”不是出自獨立人格和良心呼喚，因此根基很淺，如同時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風飄雲散。
從日本大衆對待侵略和大屠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沒有痛徹入骨的反省，沒有排斥暴行。
一旦局勢有變，日本政壇出現一位強勢人物或一位煽動家，大概不難一呼百應，改變日本國民目前對和平的愛好。
如果日本不能獲得鄰國的諒解，它就難以在本地區發揮與它實力相應的作用。
如果不能首先成為一個地區大國，日本就不可能成為它希望的世界大國。
如果不能納入東亞，而美國又将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那麼，重新軍事化、獲得核武器是日本成為大國的唯一出路。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可能會尋求打敗中國。
日本人的性格是極端的，并且常常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
外人很難了解擺動會在什麼時候開始。
本尼迪克特描述：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黩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2頁，商務印書館，1994年。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東亞飽受日本窮兵黩武之害；在20世紀後半葉，我們看到了一個恪守和平憲法的日本。
在21世紀，日本将重新擺向另一個極端嗎？也許。
已經出現了一些迹象，盡管還不是顯著的迹象。
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和平憲法可能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必要步驟。
但我們不知道日本是否将在适當的位置停下來，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讓自己在到達極端之前停下來，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日本的曆史證明它經常走向極端。
民族主義正在日本興起，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警惕。
馬修斯說： 過去幾年，美國把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戰争上。
這時，另一個可怕的挑戰——崛起的民族主義——已經在美國最密切的盟國之一紮下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