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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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到廣州,我沒出站,直接轉車去東莞,謝廠長的公司在東莞,我們的審稿會實際上是在東莞開,開完會之後再去深圳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參觀。

    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後之所以得以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隻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去深圳參觀,是不會得到那麼多人一緻響應的。

    對我來說,關鍵是那張“邊防證”,我當時把邊防證看得很神聖,認為沒有它我是絕對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須要經過單位保衛處,不是開會單位保衛處是絕對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現在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是絕對不會給我們行方便的。

     在“中國改革開放窗口”參觀結束後就自由活動了。

    我的活動首先是找張一民。

     張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系不錯,鬧地震那年,他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裡住了整整三個月。

    後來由于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複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系自然又進了一層。

     張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裡沒幾個人知道。

    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自行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

    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裡鬼子偷偷地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戰友。

    臨别時,張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确實是我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語上很下了點功夫。

    我發現學英語的過程事實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美國之音》向中國學習美國英語的年輕人灌輸的一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

    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她首先就将張一民給熔了。

    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張一民,他冷淡得讓我吃驚,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他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話都說不出。

    幸好我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鄭康平。

     前面說過,鄭康平我并不認識,不認識沒關系,鄧工認識。

    鄧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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