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做殼”和“債務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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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向軍對陳四寶說的并非全部是假話。
這段時間戴向軍确實很忙，忙得暈頭轉向。
不過，他不是在香港忙，而是在南都忙，不是忙公司的具體業務，而是忙公司的債務重組。
通過接手“南都紅樓”度假村和收購香港的尋呼台，戴向軍忽然發現，資本運營才是真正的“運做”，它所産生的利潤是陳四寶這樣做産品買賣生意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戴向軍打算從此之後就專門做資本運營，而具體的産品運做，則交給下面做具體工作的人去做就行了。
比如香港天安開張之後，他就把那邊的具體業務交給了約翰陳。
，當然，考慮到約翰陳是在西方文化下長大的，太講規矩，即便是做具體的産品買賣生意，也不是很合戴向軍的心意，所以，他特意把自己最得力的幹将周柏林派過去幫忙，并且周柏林還帶了一幫人，如此一來，戴向軍自己就可以完全抽出身子在南都忙他的資本運營了。
上世紀90年代，大陸中國資本運營還僅限于重組，包括資産重組和債務重組，而對于絕大多數由高等院校金融專業畢業的所謂資本運營高手來說，他們所了解的還僅僅是資産重組，戴向軍雖然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系統教育，甚至也沒有看過多少金融方面的書，但他悟性好，無師自通，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債務重組。
當然，說戴向軍無師自通并不确切，因為他有老師，這個老師就是趙新民。
趙新民就是銀行的那個趙行長，當初戴向軍由柯秘書長牽線與趙新民認識後，極力扮演财大氣粗為人豪爽的樣子，很快就與趙新民混得熟得不能再熟了，然後，在根本不具備貸款條件的情況下，由趙新民主動出招，采用打時間差的方法，完成一樁先放款後抵押的違規操作，解決了南都天安的啟動資金問題。
當然，戴向軍沒有讓趙新民白忙，而是按貸款總額的三個點給了趙新民“咨詢費”，從而建立了雙方牢不可破的關系。
如此，戴向軍就通過自己的實踐打破了人們關于“商場隻有永恒利益沒有永恒友誼”的神話，确信隻要兩個人一起違法亂紀，就有可能維持相對較長的友誼，比如他和趙新民，就維持長達十年的親密關系。
雖然十年并不代表永恒，但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的一生中在商場或官場上馳騁能有幾個十年？如果不是很苛刻，在商場或官場上的十年也差不多就是“永恒”了。
戴向軍與趙新民能夠維持十年親密關系的關鍵在于那個“咨詢費”。
“咨詢費”奠定了兩層關系。
第一，實際上是行賄，屬于違法行為，兩個人都違法，行賄違法，受賄也違法，為了保證兩個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雙方的親密關系，互相不揭發，互相不出賣，互相包庇，所以，這十年裡戴向軍和趙新民兩個人的友誼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牢靠。
第二，“咨詢費”确立了師生情誼，表明在資本運營上趙新民是老師，戴向軍是學生，他們兩個都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中國人，懂得一日為師終身問父的道理，所以，兩個人長達十年的關系是建立在祖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有底蘊，不會輕易動搖。
當然，能夠維持長達十年的密切關系，與他們兩個都會“做人”分不開。
對戴向軍來說，真正做到了學而不厭，不僅甘當小學生，而且是個尊重師長的好學生，包括不斷地虛心請教，請趙新民到哈爾濱“考察”冰燈節，為趙新民報銷一切可以出具的票據，甚至在麻将桌子上故意為趙新民老師點炮等等，做得比趙新民兒子還周到。
對于趙新民來說，自然懂得來而不往非君子的禮教，但“來”是裝進個人腰包，而“往”則動用手中的權力，基本做到了晦人不倦，不僅主動幫戴向軍辦理貸款展期，使戴向軍從他們銀行的貸款實際上可以永遠不用償還了，而且當戴向軍進軍香港急需資金的時候，趙新民還主動與他一起策劃共同完成了用“南都紅樓”抵押貸款的操作。
這一次，也就是陳四寶在焦急地等待戴向軍電話的這一次，戴向軍在南都所忙碌的，則是仍然需要趙新民提供及時有效“咨詢”的債務重組。
所謂債務重組，在戴向軍這裡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把本來用“南都紅樓”抵押的貸款“重組”成由南都天安為天佑實業擔保的貸款，這樣就可以把“南都紅樓”這塊資産從抵押中解脫出來，相當于“解凍”了。
第二步再把天佑實業的貸款“重組”成南都天安的貸款，這樣，天佑實業就是一個沒有負債隻有優良資産的“純”公司了，到那個時候，戴向軍再考慮讓天佑實業上市，在證券市場上再大撈一把，等撈夠了之後，還可以讓它反過來“收購”南都天安，再次套現。
考慮到南都天安有一個子公司在香港，“外資注入”的概念肯定能讓天佑實業股價翻番，與莊家配合得好，二級市場照樣可以完成一次圈錢運動。
關于天佑實業，其實是個“殼”，是戴向軍當初為了承載“南都紅樓”而專門做的“客”。
要說這個“客”，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
前面說過，戴向軍的天安實業是挂靠在華安名下的，盡管隻是“挂靠”，但真要認真起來，他麾下的資産理論上屬于國有資産，所以戴向軍一直有一快心病，就是擔心早晚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地真被收歸國有了。
如果那樣，那麼他不是白忙一場了嗎？特别是“南都紅樓”到手後，他更不希望這個大金娃娃被貼上“國有”的招牌，所以，他當時就注冊了“天佑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并且法定代表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弟弟的名字，因為從理論上說，戴向軍是國家幹部，屬于“公家人”，而他弟弟是農民，完全是“私人”，如此，“南都紅樓”這個金娃娃就完全成為他的私人财産了。
可他的想法沒有得到柯正勇的支持。
柯正勇認為，把“紅樓”過戶給天安，是公家對公家，方方面面都好說，即使将來遇上什麼别扭，也好解釋，而過戶給天佑，國家财産過戶給私人，不是問題也能鬧出問題，所以，他當時就表示愛莫能助，實在要做，戴向軍可以找其他人幫忙，他保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此，戴向軍當然就隻能做出讓步，把“紅樓”先過戶到天安名下，然後再通過關聯交易的方式轉移到天佑名下，并以“紅樓”做抵押，從銀行弄了大筆貸款。
現在戴向軍所做的所謂“資本運營”，就是進一步把“紅樓”解放出來，經過所謂的“債務重組”，把天佑公司原先由“紅樓”抵押的貸款，“重組”成由天安為天佑擔保的貸款。
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他這樣做的意義，但内行人知道，他如此這樣一“重組”，“南都紅樓”就完全變成一快獨立的私有資産了，就與天安沒有一點關系了。
不僅如此，天佑從銀行的貸款将來萬一償還不了，或者戴向軍明明有能力償還卻偏偏不願意償還，那麼，銀行也無權查封更不能拍賣“南都紅樓”，而隻能按連帶責任去查封天安的資産。
考慮到天安公司理論上是所屬華安集團的國有資産，所以，即使發生這種情況，損失的也不是戴向軍，而隻能是國家。
這是一個完整的策劃，這樣高超的資本運營策劃單憑戴向軍的悟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他有一個好老師趙新民。
趙新民不但幫戴向軍策劃還能幫戴向軍操作，正是由于趙新民的存在，才使得戴向軍的策劃具有可操作性。
當然，戴向軍的個人悟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在某些級細微的細
這段時間戴向軍确實很忙，忙得暈頭轉向。
不過，他不是在香港忙，而是在南都忙，不是忙公司的具體業務，而是忙公司的債務重組。
通過接手“南都紅樓”度假村和收購香港的尋呼台，戴向軍忽然發現，資本運營才是真正的“運做”，它所産生的利潤是陳四寶這樣做産品買賣生意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戴向軍打算從此之後就專門做資本運營，而具體的産品運做，則交給下面做具體工作的人去做就行了。
比如香港天安開張之後，他就把那邊的具體業務交給了約翰陳。
，當然，考慮到約翰陳是在西方文化下長大的，太講規矩，即便是做具體的産品買賣生意，也不是很合戴向軍的心意，所以，他特意把自己最得力的幹将周柏林派過去幫忙，并且周柏林還帶了一幫人，如此一來，戴向軍自己就可以完全抽出身子在南都忙他的資本運營了。
上世紀90年代，大陸中國資本運營還僅限于重組，包括資産重組和債務重組，而對于絕大多數由高等院校金融專業畢業的所謂資本運營高手來說，他們所了解的還僅僅是資産重組，戴向軍雖然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系統教育，甚至也沒有看過多少金融方面的書，但他悟性好，無師自通，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債務重組。
當然，說戴向軍無師自通并不确切，因為他有老師，這個老師就是趙新民。
趙新民就是銀行的那個趙行長，當初戴向軍由柯秘書長牽線與趙新民認識後，極力扮演财大氣粗為人豪爽的樣子，很快就與趙新民混得熟得不能再熟了，然後，在根本不具備貸款條件的情況下，由趙新民主動出招，采用打時間差的方法，完成一樁先放款後抵押的違規操作，解決了南都天安的啟動資金問題。
當然，戴向軍沒有讓趙新民白忙，而是按貸款總額的三個點給了趙新民“咨詢費”，從而建立了雙方牢不可破的關系。
如此，戴向軍就通過自己的實踐打破了人們關于“商場隻有永恒利益沒有永恒友誼”的神話，确信隻要兩個人一起違法亂紀，就有可能維持相對較長的友誼，比如他和趙新民，就維持長達十年的親密關系。
雖然十年并不代表永恒，但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的一生中在商場或官場上馳騁能有幾個十年？如果不是很苛刻，在商場或官場上的十年也差不多就是“永恒”了。
戴向軍與趙新民能夠維持十年親密關系的關鍵在于那個“咨詢費”。
“咨詢費”奠定了兩層關系。
第一，實際上是行賄，屬于違法行為，兩個人都違法，行賄違法，受賄也違法，為了保證兩個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雙方的親密關系，互相不揭發，互相不出賣，互相包庇，所以，這十年裡戴向軍和趙新民兩個人的友誼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牢靠。
第二，“咨詢費”确立了師生情誼，表明在資本運營上趙新民是老師，戴向軍是學生，他們兩個都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中國人，懂得一日為師終身問父的道理，所以，兩個人長達十年的關系是建立在祖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有底蘊，不會輕易動搖。
當然，能夠維持長達十年的密切關系，與他們兩個都會“做人”分不開。
對戴向軍來說，真正做到了學而不厭，不僅甘當小學生，而且是個尊重師長的好學生，包括不斷地虛心請教，請趙新民到哈爾濱“考察”冰燈節，為趙新民報銷一切可以出具的票據，甚至在麻将桌子上故意為趙新民老師點炮等等，做得比趙新民兒子還周到。
對于趙新民來說，自然懂得來而不往非君子的禮教，但“來”是裝進個人腰包，而“往”則動用手中的權力，基本做到了晦人不倦，不僅主動幫戴向軍辦理貸款展期，使戴向軍從他們銀行的貸款實際上可以永遠不用償還了，而且當戴向軍進軍香港急需資金的時候，趙新民還主動與他一起策劃共同完成了用“南都紅樓”抵押貸款的操作。
這一次，也就是陳四寶在焦急地等待戴向軍電話的這一次，戴向軍在南都所忙碌的，則是仍然需要趙新民提供及時有效“咨詢”的債務重組。
所謂債務重組，在戴向軍這裡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把本來用“南都紅樓”抵押的貸款“重組”成由南都天安為天佑實業擔保的貸款，這樣就可以把“南都紅樓”這塊資産從抵押中解脫出來，相當于“解凍”了。
第二步再把天佑實業的貸款“重組”成南都天安的貸款，這樣，天佑實業就是一個沒有負債隻有優良資産的“純”公司了，到那個時候，戴向軍再考慮讓天佑實業上市，在證券市場上再大撈一把，等撈夠了之後，還可以讓它反過來“收購”南都天安，再次套現。
考慮到南都天安有一個子公司在香港，“外資注入”的概念肯定能讓天佑實業股價翻番，與莊家配合得好，二級市場照樣可以完成一次圈錢運動。
關于天佑實業，其實是個“殼”，是戴向軍當初為了承載“南都紅樓”而專門做的“客”。
要說這個“客”，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
前面說過，戴向軍的天安實業是挂靠在華安名下的，盡管隻是“挂靠”，但真要認真起來，他麾下的資産理論上屬于國有資産，所以戴向軍一直有一快心病，就是擔心早晚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地真被收歸國有了。
如果那樣，那麼他不是白忙一場了嗎？特别是“南都紅樓”到手後，他更不希望這個大金娃娃被貼上“國有”的招牌，所以，他當時就注冊了“天佑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并且法定代表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弟弟的名字，因為從理論上說，戴向軍是國家幹部，屬于“公家人”，而他弟弟是農民，完全是“私人”，如此，“南都紅樓”這個金娃娃就完全成為他的私人财産了。
可他的想法沒有得到柯正勇的支持。
柯正勇認為，把“紅樓”過戶給天安，是公家對公家，方方面面都好說，即使将來遇上什麼别扭，也好解釋，而過戶給天佑，國家财産過戶給私人，不是問題也能鬧出問題，所以，他當時就表示愛莫能助，實在要做，戴向軍可以找其他人幫忙，他保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此，戴向軍當然就隻能做出讓步，把“紅樓”先過戶到天安名下，然後再通過關聯交易的方式轉移到天佑名下，并以“紅樓”做抵押，從銀行弄了大筆貸款。
現在戴向軍所做的所謂“資本運營”，就是進一步把“紅樓”解放出來，經過所謂的“債務重組”，把天佑公司原先由“紅樓”抵押的貸款，“重組”成由天安為天佑擔保的貸款。
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他這樣做的意義，但内行人知道，他如此這樣一“重組”，“南都紅樓”就完全變成一快獨立的私有資産了，就與天安沒有一點關系了。
不僅如此，天佑從銀行的貸款将來萬一償還不了，或者戴向軍明明有能力償還卻偏偏不願意償還，那麼，銀行也無權查封更不能拍賣“南都紅樓”，而隻能按連帶責任去查封天安的資産。
考慮到天安公司理論上是所屬華安集團的國有資産，所以，即使發生這種情況，損失的也不是戴向軍，而隻能是國家。
這是一個完整的策劃，這樣高超的資本運營策劃單憑戴向軍的悟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他有一個好老師趙新民。
趙新民不但幫戴向軍策劃還能幫戴向軍操作，正是由于趙新民的存在，才使得戴向軍的策劃具有可操作性。
當然，戴向軍的個人悟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在某些級細微的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