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兒 第五章 第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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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病了。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
确切地說，是在軍區通信總站代職，半年。
總站離我們家乘車二十分鐘的路，領導做這樣的安排，也是為了讓我能夠兼顧孩子。
我通常是早出晚歸，當部隊有什麼重要事兒時，就不歸，晚上海辰由小英帶着。
五月下旬，母親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後來就開始腫。
去醫院挂專家門診，說是類風濕，開了些有關類風濕的藥回來；母親和我們都想，要是類風濕就不算什麼了，慢性病，六十多歲的老人了。
隻是腿疼得蹊跷，越來越疼，皮兒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
六月下旬，母親開始發燒，低燒，伴有咳嗽，但是沒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聯系到一起，都以為是感冒。
正好之前海辰感冒過一次，就想當然認為是海辰傳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藥來吃，卻總也不好，燒依然是低燒，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難。
好不容易說服母親去醫院——母親最不願去醫院——透視沒發現問題，于是堅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熱傷風，不易好。
當時我正在通信總站參加長話連的一次全軍業務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連裡，我不在的日子，夜裡小英由樓下搬到樓上陪着海辰，于是樓下就剩下了母親。
妹妹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讓我回家。
母親盤腿端坐床上，兩手支撐在身體兩側，幾天不見，臉都有些腫了。
問母親怎麼回事，說是喘不上氣來，憋的，夜裡睡不好。
拉過母親的手來，發現由于用力支撐身體，手背關節都被涼席磨出了一層黃色硬皮。
後來，後來的後來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妹妹告訴我，那些天母親夜裡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樣坐着，妹妹幾次說要把我叫回來，母親不讓，說我這次是帶着任務回來的，壓力大，“你姐姐一個人帶着個孩子，不容易，我能幫幫她就盡量幫幫她。
” 在我的動員下、也是母親實在堅持不住了，才又去了醫院。
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
檢查結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縱膈轉移。
母親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裡最熱的四十天，我們姊妹六個全部地、全力以赴地撲了上去。
聽說北京海軍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從發病到現在已活了二十年，我們千方百計将電話打了去。
那人說，他剛診斷出肺癌時就已是晚期，決定手術，打開胸腔後發現，已多處轉移，醫生什麼都沒做，又把胸腔關上了。
後來他靠化療，靠積極的生活态度，堅持到了今天，現在，腫瘤的原發竈都已鈣化。
這消息給了我們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雜志上看到有廣告說有種膏藥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貼，兩貼見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錢寄了過去；妹妹家離醫院較近就成了我們給母親做飯的據點，妹妹家的煤氣竈由于不停地炒啊，燒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熱，竈台的塑料開關都熱熔掉了；病房裡沒有空調，我們輪班晝夜給母親扇扇子，到扇扇子也無濟于事時，就想法給母親的病房裡裝上了空調。
按說這是不允許的，但為了母親事先我們已經打通了所有的關節，從院領導到科領導到醫生護士長到護士，我們全都拜訪過了關照到了。
醫生護士們勸我們說你們這樣不行，一下子全“烀”上來不行，得做個長期安排，輪流來，否則這樣下去，你們受不了。
我們一一答應着，但是誰也不肯輪流來，每個人都是天天來，哪怕沒什麼事做，隻要能跟母親待在一起。
母親睡了，我們就靜靜地坐着，等她醒來，有時便會把手放在她的腳上，輕輕摩挲。
從前至少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舉動，從前我特别不願意過分地跟母親親昵。
有一段時間母親很好，呼吸順暢了，腿也消了腫，不疼了。
是在剛做了兩次化療的時候，正作用開始顯現副作用還沒出來的時候。
那天中午我值班，海辰放在了妹妹家裡，吃過飯後我有些困了，我說媽媽你困嗎？母親說我不困，你要困你就睡會兒。
看得出母親不想睡想說說話，我就說我也不困。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中間有一人來看母親，母親不耐煩她的打斷就半閉上眼睛做疲憊狀令那人很快離開，然後又跟我聊，興緻勃勃。
在窗式空調機習習的涼風中，母親用一種在愉快中回憶不快時的口吻說：“本來以為這條腿好不了了，都僵了；又想，好不了，就鋸掉，我有六個閨女呢，不怕！……以後，一年是得來醫院幾次，輸輸液。
”母親最終不知道自己患了癌，告訴她是肺炎，這是我們姊妹六個的決定，主要是考慮到母親心髒不好。
至今我為此後悔。
母親聰明堅強，她有權利有能力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
我曾力主她去北京，她不去，可是，倘若她知道了真實病情，會不會去呢？做化療也沒有征得她的同意，一切都在欺騙中進行。
最終正是化療的副作用導緻了她生命力衰竭。
那次母親同我還談到了錢，顯然她的頭腦始終清醒，那些日子錢在我們手裡都不是錢了，隻要是母親需要，花！流水一般。
母親心裡都清楚，精力稍微好一些，她就要開始安排了。
她說：“把你的錢取出一半來，”我一向在母親那裡放有存折的。
“把她們墊的錢都還給她們，報銷之前，由咱們倆先墊支，解放一大片。
”并顯然地對空調也認可了，以前要給她安她一直不讓，嫌用空調室内空氣不好。
“要安就安樓上吧，安樓下影響窗外的鐵棂子。
”我說要安就安分體式，分體式不會影響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
确切地說，是在軍區通信總站代職，半年。
總站離我們家乘車二十分鐘的路，領導做這樣的安排，也是為了讓我能夠兼顧孩子。
我通常是早出晚歸，當部隊有什麼重要事兒時，就不歸，晚上海辰由小英帶着。
五月下旬，母親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後來就開始腫。
去醫院挂專家門診，說是類風濕，開了些有關類風濕的藥回來；母親和我們都想，要是類風濕就不算什麼了，慢性病，六十多歲的老人了。
隻是腿疼得蹊跷，越來越疼，皮兒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
六月下旬，母親開始發燒，低燒，伴有咳嗽，但是沒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聯系到一起，都以為是感冒。
正好之前海辰感冒過一次，就想當然認為是海辰傳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藥來吃，卻總也不好，燒依然是低燒，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難。
好不容易說服母親去醫院——母親最不願去醫院——透視沒發現問題，于是堅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熱傷風，不易好。
當時我正在通信總站參加長話連的一次全軍業務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連裡，我不在的日子，夜裡小英由樓下搬到樓上陪着海辰，于是樓下就剩下了母親。
妹妹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讓我回家。
母親盤腿端坐床上，兩手支撐在身體兩側，幾天不見，臉都有些腫了。
問母親怎麼回事，說是喘不上氣來，憋的，夜裡睡不好。
拉過母親的手來，發現由于用力支撐身體，手背關節都被涼席磨出了一層黃色硬皮。
後來，後來的後來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妹妹告訴我，那些天母親夜裡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樣坐着，妹妹幾次說要把我叫回來，母親不讓，說我這次是帶着任務回來的，壓力大，“你姐姐一個人帶着個孩子，不容易，我能幫幫她就盡量幫幫她。
” 在我的動員下、也是母親實在堅持不住了，才又去了醫院。
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
檢查結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縱膈轉移。
母親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裡最熱的四十天，我們姊妹六個全部地、全力以赴地撲了上去。
聽說北京海軍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從發病到現在已活了二十年，我們千方百計将電話打了去。
那人說，他剛診斷出肺癌時就已是晚期，決定手術，打開胸腔後發現，已多處轉移，醫生什麼都沒做，又把胸腔關上了。
後來他靠化療，靠積極的生活态度，堅持到了今天，現在，腫瘤的原發竈都已鈣化。
這消息給了我們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雜志上看到有廣告說有種膏藥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貼，兩貼見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錢寄了過去；妹妹家離醫院較近就成了我們給母親做飯的據點，妹妹家的煤氣竈由于不停地炒啊，燒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熱，竈台的塑料開關都熱熔掉了；病房裡沒有空調，我們輪班晝夜給母親扇扇子，到扇扇子也無濟于事時，就想法給母親的病房裡裝上了空調。
按說這是不允許的，但為了母親事先我們已經打通了所有的關節，從院領導到科領導到醫生護士長到護士，我們全都拜訪過了關照到了。
醫生護士們勸我們說你們這樣不行，一下子全“烀”上來不行，得做個長期安排，輪流來，否則這樣下去，你們受不了。
我們一一答應着，但是誰也不肯輪流來，每個人都是天天來，哪怕沒什麼事做，隻要能跟母親待在一起。
母親睡了，我們就靜靜地坐着，等她醒來，有時便會把手放在她的腳上，輕輕摩挲。
從前至少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舉動，從前我特别不願意過分地跟母親親昵。
有一段時間母親很好，呼吸順暢了，腿也消了腫，不疼了。
是在剛做了兩次化療的時候，正作用開始顯現副作用還沒出來的時候。
那天中午我值班，海辰放在了妹妹家裡，吃過飯後我有些困了，我說媽媽你困嗎？母親說我不困，你要困你就睡會兒。
看得出母親不想睡想說說話，我就說我也不困。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中間有一人來看母親，母親不耐煩她的打斷就半閉上眼睛做疲憊狀令那人很快離開，然後又跟我聊，興緻勃勃。
在窗式空調機習習的涼風中，母親用一種在愉快中回憶不快時的口吻說：“本來以為這條腿好不了了，都僵了；又想，好不了，就鋸掉，我有六個閨女呢，不怕！……以後，一年是得來醫院幾次，輸輸液。
”母親最終不知道自己患了癌，告訴她是肺炎，這是我們姊妹六個的決定，主要是考慮到母親心髒不好。
至今我為此後悔。
母親聰明堅強，她有權利有能力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
我曾力主她去北京，她不去，可是，倘若她知道了真實病情，會不會去呢？做化療也沒有征得她的同意，一切都在欺騙中進行。
最終正是化療的副作用導緻了她生命力衰竭。
那次母親同我還談到了錢，顯然她的頭腦始終清醒，那些日子錢在我們手裡都不是錢了，隻要是母親需要，花！流水一般。
母親心裡都清楚，精力稍微好一些，她就要開始安排了。
她說：“把你的錢取出一半來，”我一向在母親那裡放有存折的。
“把她們墊的錢都還給她們，報銷之前，由咱們倆先墊支，解放一大片。
”并顯然地對空調也認可了，以前要給她安她一直不讓，嫌用空調室内空氣不好。
“要安就安樓上吧，安樓下影響窗外的鐵棂子。
”我說要安就安分體式，分體式不會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