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兒 第一章 第13-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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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仍在唱：“内侍臣擺駕上九重/高禦卿發怒你為哪宗……”
曾經，我很同情他，覺着他很可憐，此刻，卻兀地生出幾分理解，幾分羨慕：肉體的所有感受，最終還是要通過心靈得出結論，快樂與否的标準，全在每個人的心裡。
他貧窮卑微他快樂。
我優裕高雅我卻不快樂。
老朱終于也走了。
偌大的劇場靜下來了，放眼看去，一排排無人的座椅連成了一片空虛。
隻有我知道我為《周末》付出了多少心血，這之前我還寫過六個劇本，都是在這一次次的所謂讨論中，在“再上一個台階”的敷衍中，不了了之。
前六個劇本放棄也就放棄了，但是《周末》很好，經過了六個劇本的磨煉，它已相當成熟。
如果這樣的劇本仍不能為這個劇團接受，就說明我與這個劇團是真的無法相融了。
這裡沒有人事因素，大部分發言也都出于真誠，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
但這隻能更加證明了問題的嚴峻：我和這個劇團在美學追求上有着相當的差異。
我無法改變劇團，又無法放棄自己，于是，就僵住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戲劇是一種集體經驗，集體創作集體欣賞。
換句話說，就是要限制個性的過分張揚。
我記住了這話，并努力實施，在最大範圍内修正了自己。
修正不等于放棄。
而在目前，不放棄自己，就意味着放棄劇團放棄這份工作：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不能總占着一個坑而長不出蘿蔔。
當初借調來京時領導明确告訴過我，能寫出可供劇團上演的劇本來，就留下，寫不出來，走人，試用期半年，令我驟感壓力。
我不懂戲，看得都很少，一個小島上哪裡有戲？十幾年我隻看到過一次話劇，軍區話劇團的《雷鋒》，印象中還不是太好。
這種事誰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辦法是：惡補。
晚上，竄去各個有演出的劇院看戲，話劇，京劇，滬劇，越劇，《三百年前》《狗兒爺涅》《煙雨》《阿混正傳》；看完戲回來後躺床上接着看劇本，莎士比亞，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難看的，傳統的，現代的，一視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麼是什麼。
白天，寫，硬寫，逼着自己把小說思維轉向戲劇思維，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
轉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試用期快到時才把劇本拿了出來，抒情風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當時按有些人的标準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親戚，至少是有此傾向。
幸運的是當時的劇團領導有着同樣傾向并且霸道：這是個好戲！就這麼定了，上！于是，我的命運也就這麼定了，戲上之後，被正式調入。
那是一段幸福時光，戲立起來後，層層看好，一路綠燈，獲得了空前的肯定：軍事題材戲劇創作的新突破——領導和專家這樣說。
是夜，拍闆上這部戲的那位領導同他老伴一塊兒，從劇院出來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錢吃了頓涮羊肉以志慶賀，那時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錢。
可惜這位認可欣賞我的領導很快因年齡到了退了下來，我是在他退了之後才感覺到了他之于我的寶貴——他退下來後，我就再沒上過戲。
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幾個孩子均出國定居。
五十年代也是劇壇一名骁将，曾把自己兩萬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黨費，那時的兩萬元頂不上今天的兩百萬二十萬是頂上了。
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後，他卻要因一項按規定必須自費的手術，為了區區一兩萬塊錢的手術費低下頭來四處去借。
一年春節，他打來電話：韓琳，我這個春節過得很凄涼，家裡隻有我和小阿姨……我深為震驚，震驚的不是他的處境，而是他的表述。
一個這樣的男人，如不是在現實面前完全地無奈了，無望了，屈服了，怎麼會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後來，他得了肺癌，手術前我去看他，帶去了花籃和祝福，原以為面對的會是形銷骨立陰涼凄慘，卻不料老人形容開朗談笑自如，分手前還給我寫了幅字：“兇吉福禍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隻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
”七律，據說是白居易讀《老子》後作的。
我把這字拿去裱了，鄭重其事挂在了寫字台的上方，失意時深深看它兩眼，很是能從中得到些安慰、感悟。
這工夫，在剛剛遭受了緻命打擊一個人坐在空空的劇場裡時，我又開始在心裡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經。
卻是不論怎麼念，虔誠地念，也輕松不起來，超脫不起來。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如果這部戲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這個單位裡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問題，就這麼回去？怎麼跟母親交代？因為父親的緣故，母親對我寄予了無限期望。
“韓琳，”我茫然扭過臉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師，站在座椅之間的過道上，兩眼含笑，問，“完了？” 我一語雙關：“完了。
” 他輕聲一笑，走進來在我身邊坐下。
“聽我說韓琳，《周末》相當不錯，可以說非常成熟，是一個從生活出發的東西。
坦率說，我沒有想到。
”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誠懇認真，不像一種安慰，“你很有才華，戲劇感覺很好。
” “那您上午為什麼沒來？”我不禁嚷道。
“有點非辦不可的急事。
沒關系，我的意見都
他貧窮卑微他快樂。
我優裕高雅我卻不快樂。
老朱終于也走了。
偌大的劇場靜下來了，放眼看去，一排排無人的座椅連成了一片空虛。
隻有我知道我為《周末》付出了多少心血，這之前我還寫過六個劇本，都是在這一次次的所謂讨論中，在“再上一個台階”的敷衍中，不了了之。
前六個劇本放棄也就放棄了，但是《周末》很好，經過了六個劇本的磨煉，它已相當成熟。
如果這樣的劇本仍不能為這個劇團接受，就說明我與這個劇團是真的無法相融了。
這裡沒有人事因素，大部分發言也都出于真誠，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
但這隻能更加證明了問題的嚴峻：我和這個劇團在美學追求上有着相當的差異。
我無法改變劇團，又無法放棄自己，于是，就僵住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戲劇是一種集體經驗，集體創作集體欣賞。
換句話說，就是要限制個性的過分張揚。
我記住了這話，并努力實施，在最大範圍内修正了自己。
修正不等于放棄。
而在目前，不放棄自己，就意味着放棄劇團放棄這份工作：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不能總占着一個坑而長不出蘿蔔。
當初借調來京時領導明确告訴過我，能寫出可供劇團上演的劇本來，就留下，寫不出來，走人，試用期半年，令我驟感壓力。
我不懂戲，看得都很少，一個小島上哪裡有戲？十幾年我隻看到過一次話劇，軍區話劇團的《雷鋒》，印象中還不是太好。
這種事誰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辦法是：惡補。
晚上，竄去各個有演出的劇院看戲，話劇，京劇，滬劇，越劇，《三百年前》《狗兒爺涅》《煙雨》《阿混正傳》；看完戲回來後躺床上接着看劇本，莎士比亞，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難看的，傳統的，現代的，一視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麼是什麼。
白天，寫，硬寫，逼着自己把小說思維轉向戲劇思維，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
轉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試用期快到時才把劇本拿了出來，抒情風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當時按有些人的标準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親戚，至少是有此傾向。
幸運的是當時的劇團領導有着同樣傾向并且霸道：這是個好戲！就這麼定了，上！于是，我的命運也就這麼定了，戲上之後，被正式調入。
那是一段幸福時光，戲立起來後，層層看好，一路綠燈，獲得了空前的肯定：軍事題材戲劇創作的新突破——領導和專家這樣說。
是夜，拍闆上這部戲的那位領導同他老伴一塊兒，從劇院出來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錢吃了頓涮羊肉以志慶賀，那時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錢。
可惜這位認可欣賞我的領導很快因年齡到了退了下來，我是在他退了之後才感覺到了他之于我的寶貴——他退下來後，我就再沒上過戲。
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幾個孩子均出國定居。
五十年代也是劇壇一名骁将，曾把自己兩萬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黨費，那時的兩萬元頂不上今天的兩百萬二十萬是頂上了。
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後，他卻要因一項按規定必須自費的手術，為了區區一兩萬塊錢的手術費低下頭來四處去借。
一年春節，他打來電話：韓琳，我這個春節過得很凄涼，家裡隻有我和小阿姨……我深為震驚，震驚的不是他的處境，而是他的表述。
一個這樣的男人，如不是在現實面前完全地無奈了，無望了，屈服了，怎麼會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後來，他得了肺癌，手術前我去看他，帶去了花籃和祝福，原以為面對的會是形銷骨立陰涼凄慘，卻不料老人形容開朗談笑自如，分手前還給我寫了幅字：“兇吉福禍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隻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
”七律，據說是白居易讀《老子》後作的。
我把這字拿去裱了，鄭重其事挂在了寫字台的上方，失意時深深看它兩眼，很是能從中得到些安慰、感悟。
這工夫，在剛剛遭受了緻命打擊一個人坐在空空的劇場裡時，我又開始在心裡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經。
卻是不論怎麼念，虔誠地念，也輕松不起來，超脫不起來。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如果這部戲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這個單位裡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問題，就這麼回去？怎麼跟母親交代？因為父親的緣故，母親對我寄予了無限期望。
“韓琳，”我茫然扭過臉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師，站在座椅之間的過道上，兩眼含笑，問，“完了？” 我一語雙關：“完了。
” 他輕聲一笑，走進來在我身邊坐下。
“聽我說韓琳，《周末》相當不錯，可以說非常成熟，是一個從生活出發的東西。
坦率說，我沒有想到。
”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誠懇認真，不像一種安慰，“你很有才華，戲劇感覺很好。
” “那您上午為什麼沒來？”我不禁嚷道。
“有點非辦不可的急事。
沒關系，我的意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