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十章 圍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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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終于來了。
這一天，第62集團軍的部隊與從西面實施進攻的巴托夫集團軍和奇斯佳科夫集團軍的部隊會師了。
下面是這次會議的經過： 黎明時，觀察所報告，發現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亂，東奔西跑。
聽到坦克的轟鳴聲，出現了身穿紅軍服裝的人……看見重型坦克，裝甲上寫着“車裡雅賓斯克集體農莊莊員”、“烏拉爾金屬工人”等字樣。
羅季姆采夫師、古裡耶夫師、巴秋克師和其它師的近衛軍人，高舉紅旗沖向前去。
上午9時20分，在紅十月鎮地域舉行了激動人心的會師儀式。
A·E·古辛大尉把一面寫着“1943年1月26日會師紀念”的紅旗交給巴托夫集團軍的部隊代表。
嚴肅而飽經風霜的官兵們，眼裡閃爍着喜悅的淚花。
近衛軍大尉F·烏先科向羅季姆采夫将軍報告說：您的著名的近衛軍戰士們贈送給我們的紅旗已收下。
“請轉告你們的指揮員，”羅季姆采夫将軍說：”今天是我們最幸福的一天，因為經過5個月艱苦頑強的戰鬥之後，我們終于會師了！” 鋼鐵堡壘—重型坦克開過來了。
坦克手們從艙蓋裡探出身子，揮手歡呼。
強大的戰車群繼續向工廠、向前方駛去。
很快，第62集團軍其它分隊的代表們也同巴托夫集團軍、奇斯佳科夫集團軍和舒米洛夫集團軍的部隊見了面。
敵人仍在負隅頑抗，但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敵官兵繳械投降。
經常是數名蘇軍官兵就俘虜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月31日，第64集團軍的軍人們俘虜了第6集團軍司 令官保盧斯元帥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員。
當天，德軍南集團也完全停止了抵抗。
市中心的戰鬥結束了。
是日傍晚，第62集團軍的軍人們俘虜了敵步兵第295師師長科爾費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員，還俘虜了當時正呆在該師司令部的步兵第4軍軍長普費費爾炮兵中将、第51軍軍長馮·賽德利茨—庫爾茨巴赫中将、第295師參謀長迪塞利亞上校以及一些校官參謀。
希特勒的這些将軍，是被第62集團軍通信團18歲的團小組長米哈依爾·波爾特為首的3名戰士俘虜的。
波爾特在來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和刻赤戰鬥過。
1月31日晚，我、古羅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經變得寬敞明亮的掩體裡，審訊被俘的德國将領們。
看到他們那一副副因為饑餓、因為自己的命運生死未蔔而心神不安的樣子，我吩咐端些茶來，并請他們吃點東西。
他們都身穿禮服，胸前佩帶着勳章。
奧托·科爾費斯将軍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塊面包片，問到： “這是什麼意思，是宣傳嗎？” 我回答： “如果将軍認為這茶和小吃具有宣傳的意思，那麼，我們并不特别堅持要您食用這宣傳性的食品。
” 這一對話使俘虜們稍微活躍起來，我們的談話持續了約1個鐘頭。
科爾費斯将軍比别人說得都多。
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将軍聲稱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回避回答問題。
科爾費斯将軍在交談中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他認為：當時德國的狀況與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的狀況，有許多共同之處。
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将軍坐在那兒，口裡不時地說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後，馮·賽德利茨一庫爾茨巴赫中将問： “準備怎樣處理我們？” 我告訴他有關俘虜管理條例，并補充說，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佩帶獎章和勳章，但武器除外。
“什麼武器？”普費費爾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賽德利茨感興趣地問。
“被俘的将軍不得随身攜帶任何武器。
”我又重複了一遍。
于是，賽德利茨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鉛筆刀交給我。
我當然又交還給他，并告訴他，這類“武器”我們并不認為是武器。
普費費爾将軍問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奪戰期間，您和您的（第62集團軍的）司令部在什麼地方？” 我回答說，我的指揮所和集團軍司令部一直在城裡、在伏爾加河右岸，指揮所司令部的最後所在地，就是我們現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費費爾将軍說： “真遺憾，當時我們沒有相信我們的偵察員。
我們本來是能夠将您和您的司令部從地球上抹掉的。
” 審訊完被俘的将軍後，我們把他們押解到方面軍司令部，希望他們盡快了解和研究蘇聯的真實情況，以免發生謬誤，并擺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對他們的影響。
1949年，我在柏林與奧托·科爾費斯将軍重逢。
他那時已是德蘇友好協會裡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
我們見面時，已經象老熟人一樣了。
我當時擔任蘇聯對德管制委員會主席，正幫助德國同志恢複戰争破壞了的國民經濟。
前少将奧托·科爾費斯為鞏固德蘇人民之間的友誼，做了許多事情。
奧托·科爾費斯不是單槍匹馬地幹，許多德國将軍、軍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後，都開始為和平、為新的德國而奮鬥。
6 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南集團被消滅後，盡管局勢已很明朗，即全殲敵北集團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敵人仍在負隅頑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羅夫一起來到設在“紅十月”工廠辦公樓的廢墟上的觀察所。
師長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裡什内的觀察所都離這兒不遠。
第62集團軍對拖拉機廠和“街壘”工廠及這兩個廠的居住區實施了最後一次突擊。
參加進攻的部隊有戈裡什内師、索科洛夫師、柳德尼科夫師、古裡耶夫師、羅季姆采夫師和施特戈裡爾旅。
友鄰的各集團軍的部隊也同時從西、西北向敵北集團發起進攻。
進攻于中午12時開始。
炮火準備很短促，隻對可見目标進行了直接瞄準射擊。
我們清楚地看到，敵人是怎樣在廢墟裡抱頭鼠竄。
我步兵和坦克随即發起進攻。
殘餘的希特勒分子抵擋不住最後的攻擊。
他們舉起雙手投降，刺刀上綁着白布條。
成千上萬的德軍俘虜從我們身旁走過。
他們朝着近6個月以來一直想突破的伏爾加河、伏爾加河彼岸走去。
所有士兵和軍士都虛弱已極，衣服上爬滿了虱子。
他們衣衫褴褛，令人不忍目睹。
盡管已是零下30度的嚴寒，有些人還赤着腳。
然而，德國的軍官們，個個全身披挂，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裡裝滿香腸和其它食物，看來是分配“可憐的口糧”後剩下的。
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各師師長和部分團長，聚集在“紅十月”工廠被炮火毀壞了的辦公樓裡的最後一個觀察所裡，高興地互相祝賀勝利，懷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戰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過保證，要解救被圍部隊，現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認慘敗，并宣布舉行三天的哀悼。
被圍殲在伏爾加河畔的敵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部分部隊，是一支突擊集團軍，共擁有22個配備大量加強兵器的師，兵力上超過1個方面軍軍團。
希特勒很為第6集團軍、為它的機動能力和突擊能力、為它的全體官兵而感到驕傲。
該集團軍各師是由“純血統的阿利安人”組成。
例如，步兵第79師是在1942年8月組建，幾乎全部由20至27歲的青年組成。
據俘虜自己說，該師每5個士兵中就有1個納粹黨員。
第6集團軍司令官弗裡德裡希·保盧斯和坦克第4集團軍司令官霍特上将就是德國将官中的典型代表。
在攻擊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堡壘時，保盧斯52歲，52年中他在德國服役了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一名隊列軍官，大戰結束時，他成為參謀總部的一名參謀。
1918年德軍戰敗後，保盧斯沒有退役，還在軍事部服務了很長時間，後來在坦克司令部任參謀長，積極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
希特勒掌權後，保盧斯被提拔到賴歇瑙元帥指揮的集團軍參謀長的崗位上。
保盧斯随該集團軍在1939年秋進軍波蘭，1940年參與了攻陷法國的戰争。
1940年9月，保盧斯被任命為德軍參謀總部軍需部長。
1941年1月，晉升為坦克兵将軍。
在進攻蘇聯前夕，已成為希特勒的将軍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第6集團軍在伏爾加河畔被圍殲期間，希特勒獎給保盧斯佩戴鐵十字騎士勳章用的“橡樹葉”，并授予他元帥軍銜。
第6集團軍承擔過許多極重要的任務。
1940年5月10 日，該集團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棄義地第一個侵入比利時國土。
它在阿貝特運河突破了比利時部隊的抵抗之後，旋風式地占領了全國，給比利時帶來了死亡和毀滅。
第6集團軍各師蹂躏過歐洲許多國家，到過布魯塞爾和巴黎。
1941年，希特勒把第6集團軍調到東方來對付蘇聯。
它在哈爾科夫地域參加過許多戰鬥，奪取了烏克蘭的許多城市，并在1942年從那兒進軍伏爾加河。
該集團軍被委以重任，承擔了1942年南方作戰計劃的最重要的任務—奪取伏爾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圖為已覆滅的第6集團軍戴上騙人的光環，以掩蓋自己戰略計劃的失敗。
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大本營發表一個特别公告，其中說道：“俄國人建議第6集團軍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國士兵無一例外地都繼續在原地堅持戰鬥。
”第二天大本營又廣播說：“有少數德國士兵和盟國士兵向蘇聯軍隊投降。
”這所謂“少數”卻足足有9萬1千多人。
對已當了戰俘的2500名軍官、24名将軍和保盧斯元帥本人的命運，希特勒卻閉口不提。
蘇軍在伏爾加河畔殲滅了法西斯最強大的軍事集團之一—“B”集團軍群，爾後，又殲滅了由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組成的“頓河”集團軍群。
該軍事集團被殲滅後，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區就收殓和埋葬了約14萬希特勒分子的屍體。
在長達200個日日夜夜的争奪斯大林格勒的戰鬥中，德軍統帥部付出了包括死傷、失蹤和被俘在内的至少150萬人的代價。
我們在阿赫圖巴河一帶的村莊裡駐紮了約1個月。
在這段時間内，第62集團軍各師基本上得到休整補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準備登上軍用列車向西開進，趕上遠去的戰線。
祖國給予防禦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隊和各師許多優厚的獎勵。
幾乎所有的師、團都被授予近衛軍稱号。
第62集團軍也改為近衛第8集團軍。
在指揮員和戰士們的胸前都戴上了“近衛軍”徽章。
在奔赴前線前夕，我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調往新的工作崗位舉行了歡送會。
師級政委、後來擢升為中将的古羅夫，對我們大家來說首先是一位戰友。
從戰鬥開始以來，他一直在河右岸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分擔受挫折時的痛苦和分享勝利時的喜悅。
而現在卻分手了…… 我們将庫茲馬·阿基莫維奇送出中阿赫圖巴村。
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華西裡耶夫、波紮爾斯基、魏因魯布、特卡琴科、别列傑夫和我。
誰也沒說一句離别的話和祝願的詞，但我們都與古羅夫擁抱吻别。
雖然我們大家眼裡含着眼淚，古羅夫卻比别人更難過：他走了，而我們留了下來…… K·A·古羅夫是個意志堅強、非常冷靜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都站在伏爾加河岸上，炸彈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
他摘下帽子，看了我們一眼，微笑着說：“破是破了點，但還能戴。
” 他是個善于把嚴格的黨紀和軍紀同令人信服的語言結合起來的堅持列甯主義的共産黨人。
他善于及時地在政治中保證所有戰鬥計劃和措施的實施，不論這些計劃和措施什麼時候實施。
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選定哪個人之後，就給予信任，從不用繁瑣的監督去對待别人。
他經常對我說：“這些彙報應當查實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實的”。
事實上，也的确象他說的一樣。
在生活中，他是個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從不會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戰友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後，我們仿佛很孤單，經常想念他。
1943年8月，古羅夫犧牲的消息使我們感到非常震驚。
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再也不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全面勝利的喜悅了。
我們将永遠懷念庫茲馬·阿基莫維奇…… 我們開始登上軍用列車，向西、向前線開去。
第62集團軍轉移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揚斯克地域。
集團軍司令部在沃羅波諾沃車站上車。
白天，我到集團軍編成内各師上車的車站巡視一遍，黃昏時我來到沃羅波諾沃。
傳來機車的鳴笛聲、車輪的震動聲和有節奏的敲擊聲。
我們每個人都默默地說： “再見吧！伏爾加河！再見吧！你這飽經滄桑、受盡戰火煎熬和洗禮的城市！我們還能再見到你嗎？到那時你該是什麼樣子、再見吧！長眠在這塊浸染着鮮血的土地裡的戰友們！ 我們就要向西挺進，我們的責任就是為你們報仇……” 我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就這樣結束了。
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終于來了。
這一天，第62集團軍的部隊與從西面實施進攻的巴托夫集團軍和奇斯佳科夫集團軍的部隊會師了。
下面是這次會議的經過： 黎明時，觀察所報告，發現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亂，東奔西跑。
聽到坦克的轟鳴聲，出現了身穿紅軍服裝的人……看見重型坦克，裝甲上寫着“車裡雅賓斯克集體農莊莊員”、“烏拉爾金屬工人”等字樣。
羅季姆采夫師、古裡耶夫師、巴秋克師和其它師的近衛軍人，高舉紅旗沖向前去。
上午9時20分，在紅十月鎮地域舉行了激動人心的會師儀式。
A·E·古辛大尉把一面寫着“1943年1月26日會師紀念”的紅旗交給巴托夫集團軍的部隊代表。
嚴肅而飽經風霜的官兵們，眼裡閃爍着喜悅的淚花。
近衛軍大尉F·烏先科向羅季姆采夫将軍報告說：您的著名的近衛軍戰士們贈送給我們的紅旗已收下。
“請轉告你們的指揮員，”羅季姆采夫将軍說：”今天是我們最幸福的一天，因為經過5個月艱苦頑強的戰鬥之後，我們終于會師了！” 鋼鐵堡壘—重型坦克開過來了。
坦克手們從艙蓋裡探出身子，揮手歡呼。
強大的戰車群繼續向工廠、向前方駛去。
很快，第62集團軍其它分隊的代表們也同巴托夫集團軍、奇斯佳科夫集團軍和舒米洛夫集團軍的部隊見了面。
敵人仍在負隅頑抗，但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敵官兵繳械投降。
經常是數名蘇軍官兵就俘虜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月31日，第64集團軍的軍人們俘虜了第6集團軍司 令官保盧斯元帥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員。
當天，德軍南集團也完全停止了抵抗。
市中心的戰鬥結束了。
是日傍晚，第62集團軍的軍人們俘虜了敵步兵第295師師長科爾費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員，還俘虜了當時正呆在該師司令部的步兵第4軍軍長普費費爾炮兵中将、第51軍軍長馮·賽德利茨—庫爾茨巴赫中将、第295師參謀長迪塞利亞上校以及一些校官參謀。
希特勒的這些将軍，是被第62集團軍通信團18歲的團小組長米哈依爾·波爾特為首的3名戰士俘虜的。
波爾特在來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和刻赤戰鬥過。
1月31日晚，我、古羅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經變得寬敞明亮的掩體裡，審訊被俘的德國将領們。
看到他們那一副副因為饑餓、因為自己的命運生死未蔔而心神不安的樣子，我吩咐端些茶來，并請他們吃點東西。
他們都身穿禮服，胸前佩帶着勳章。
奧托·科爾費斯将軍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塊面包片，問到： “這是什麼意思，是宣傳嗎？” 我回答： “如果将軍認為這茶和小吃具有宣傳的意思，那麼，我們并不特别堅持要您食用這宣傳性的食品。
” 這一對話使俘虜們稍微活躍起來，我們的談話持續了約1個鐘頭。
科爾費斯将軍比别人說得都多。
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将軍聲稱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回避回答問題。
科爾費斯将軍在交談中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他認為：當時德國的狀況與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的狀況，有許多共同之處。
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将軍坐在那兒，口裡不時地說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後，馮·賽德利茨一庫爾茨巴赫中将問： “準備怎樣處理我們？” 我告訴他有關俘虜管理條例，并補充說，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佩帶獎章和勳章，但武器除外。
“什麼武器？”普費費爾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賽德利茨感興趣地問。
“被俘的将軍不得随身攜帶任何武器。
”我又重複了一遍。
于是，賽德利茨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鉛筆刀交給我。
我當然又交還給他，并告訴他，這類“武器”我們并不認為是武器。
普費費爾将軍問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奪戰期間，您和您的（第62集團軍的）司令部在什麼地方？” 我回答說，我的指揮所和集團軍司令部一直在城裡、在伏爾加河右岸，指揮所司令部的最後所在地，就是我們現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費費爾将軍說： “真遺憾，當時我們沒有相信我們的偵察員。
我們本來是能夠将您和您的司令部從地球上抹掉的。
” 審訊完被俘的将軍後，我們把他們押解到方面軍司令部，希望他們盡快了解和研究蘇聯的真實情況，以免發生謬誤，并擺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對他們的影響。
1949年，我在柏林與奧托·科爾費斯将軍重逢。
他那時已是德蘇友好協會裡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
我們見面時，已經象老熟人一樣了。
我當時擔任蘇聯對德管制委員會主席，正幫助德國同志恢複戰争破壞了的國民經濟。
前少将奧托·科爾費斯為鞏固德蘇人民之間的友誼，做了許多事情。
奧托·科爾費斯不是單槍匹馬地幹，許多德國将軍、軍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後，都開始為和平、為新的德國而奮鬥。
6 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南集團被消滅後，盡管局勢已很明朗，即全殲敵北集團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敵人仍在負隅頑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羅夫一起來到設在“紅十月”工廠辦公樓的廢墟上的觀察所。
師長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裡什内的觀察所都離這兒不遠。
第62集團軍對拖拉機廠和“街壘”工廠及這兩個廠的居住區實施了最後一次突擊。
參加進攻的部隊有戈裡什内師、索科洛夫師、柳德尼科夫師、古裡耶夫師、羅季姆采夫師和施特戈裡爾旅。
友鄰的各集團軍的部隊也同時從西、西北向敵北集團發起進攻。
進攻于中午12時開始。
炮火準備很短促，隻對可見目标進行了直接瞄準射擊。
我們清楚地看到，敵人是怎樣在廢墟裡抱頭鼠竄。
我步兵和坦克随即發起進攻。
殘餘的希特勒分子抵擋不住最後的攻擊。
他們舉起雙手投降，刺刀上綁着白布條。
成千上萬的德軍俘虜從我們身旁走過。
他們朝着近6個月以來一直想突破的伏爾加河、伏爾加河彼岸走去。
所有士兵和軍士都虛弱已極，衣服上爬滿了虱子。
他們衣衫褴褛，令人不忍目睹。
盡管已是零下30度的嚴寒，有些人還赤着腳。
然而，德國的軍官們，個個全身披挂，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裡裝滿香腸和其它食物，看來是分配“可憐的口糧”後剩下的。
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各師師長和部分團長，聚集在“紅十月”工廠被炮火毀壞了的辦公樓裡的最後一個觀察所裡，高興地互相祝賀勝利，懷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戰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過保證，要解救被圍部隊，現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認慘敗，并宣布舉行三天的哀悼。
被圍殲在伏爾加河畔的敵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部分部隊，是一支突擊集團軍，共擁有22個配備大量加強兵器的師，兵力上超過1個方面軍軍團。
希特勒很為第6集團軍、為它的機動能力和突擊能力、為它的全體官兵而感到驕傲。
該集團軍各師是由“純血統的阿利安人”組成。
例如，步兵第79師是在1942年8月組建，幾乎全部由20至27歲的青年組成。
據俘虜自己說，該師每5個士兵中就有1個納粹黨員。
第6集團軍司令官弗裡德裡希·保盧斯和坦克第4集團軍司令官霍特上将就是德國将官中的典型代表。
在攻擊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堡壘時，保盧斯52歲，52年中他在德國服役了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一名隊列軍官，大戰結束時，他成為參謀總部的一名參謀。
1918年德軍戰敗後，保盧斯沒有退役，還在軍事部服務了很長時間，後來在坦克司令部任參謀長，積極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
希特勒掌權後，保盧斯被提拔到賴歇瑙元帥指揮的集團軍參謀長的崗位上。
保盧斯随該集團軍在1939年秋進軍波蘭，1940年參與了攻陷法國的戰争。
1940年9月，保盧斯被任命為德軍參謀總部軍需部長。
1941年1月，晉升為坦克兵将軍。
在進攻蘇聯前夕，已成為希特勒的将軍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第6集團軍在伏爾加河畔被圍殲期間，希特勒獎給保盧斯佩戴鐵十字騎士勳章用的“橡樹葉”，并授予他元帥軍銜。
第6集團軍承擔過許多極重要的任務。
1940年5月10 日，該集團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棄義地第一個侵入比利時國土。
它在阿貝特運河突破了比利時部隊的抵抗之後，旋風式地占領了全國，給比利時帶來了死亡和毀滅。
第6集團軍各師蹂躏過歐洲許多國家，到過布魯塞爾和巴黎。
1941年，希特勒把第6集團軍調到東方來對付蘇聯。
它在哈爾科夫地域參加過許多戰鬥，奪取了烏克蘭的許多城市，并在1942年從那兒進軍伏爾加河。
該集團軍被委以重任，承擔了1942年南方作戰計劃的最重要的任務—奪取伏爾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圖為已覆滅的第6集團軍戴上騙人的光環，以掩蓋自己戰略計劃的失敗。
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大本營發表一個特别公告，其中說道：“俄國人建議第6集團軍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國士兵無一例外地都繼續在原地堅持戰鬥。
”第二天大本營又廣播說：“有少數德國士兵和盟國士兵向蘇聯軍隊投降。
”這所謂“少數”卻足足有9萬1千多人。
對已當了戰俘的2500名軍官、24名将軍和保盧斯元帥本人的命運，希特勒卻閉口不提。
蘇軍在伏爾加河畔殲滅了法西斯最強大的軍事集團之一—“B”集團軍群，爾後，又殲滅了由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組成的“頓河”集團軍群。
該軍事集團被殲滅後，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區就收殓和埋葬了約14萬希特勒分子的屍體。
在長達200個日日夜夜的争奪斯大林格勒的戰鬥中，德軍統帥部付出了包括死傷、失蹤和被俘在内的至少150萬人的代價。
我們在阿赫圖巴河一帶的村莊裡駐紮了約1個月。
在這段時間内，第62集團軍各師基本上得到休整補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準備登上軍用列車向西開進，趕上遠去的戰線。
祖國給予防禦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隊和各師許多優厚的獎勵。
幾乎所有的師、團都被授予近衛軍稱号。
第62集團軍也改為近衛第8集團軍。
在指揮員和戰士們的胸前都戴上了“近衛軍”徽章。
在奔赴前線前夕，我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調往新的工作崗位舉行了歡送會。
師級政委、後來擢升為中将的古羅夫，對我們大家來說首先是一位戰友。
從戰鬥開始以來，他一直在河右岸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分擔受挫折時的痛苦和分享勝利時的喜悅。
而現在卻分手了…… 我們将庫茲馬·阿基莫維奇送出中阿赫圖巴村。
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華西裡耶夫、波紮爾斯基、魏因魯布、特卡琴科、别列傑夫和我。
誰也沒說一句離别的話和祝願的詞，但我們都與古羅夫擁抱吻别。
雖然我們大家眼裡含着眼淚，古羅夫卻比别人更難過：他走了，而我們留了下來…… K·A·古羅夫是個意志堅強、非常冷靜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都站在伏爾加河岸上，炸彈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
他摘下帽子，看了我們一眼，微笑着說：“破是破了點，但還能戴。
” 他是個善于把嚴格的黨紀和軍紀同令人信服的語言結合起來的堅持列甯主義的共産黨人。
他善于及時地在政治中保證所有戰鬥計劃和措施的實施，不論這些計劃和措施什麼時候實施。
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選定哪個人之後，就給予信任，從不用繁瑣的監督去對待别人。
他經常對我說：“這些彙報應當查實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實的”。
事實上，也的确象他說的一樣。
在生活中，他是個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從不會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戰友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後，我們仿佛很孤單，經常想念他。
1943年8月，古羅夫犧牲的消息使我們感到非常震驚。
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再也不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全面勝利的喜悅了。
我們将永遠懷念庫茲馬·阿基莫維奇…… 我們開始登上軍用列車，向西、向前線開去。
第62集團軍轉移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揚斯克地域。
集團軍司令部在沃羅波諾沃車站上車。
白天，我到集團軍編成内各師上車的車站巡視一遍，黃昏時我來到沃羅波諾沃。
傳來機車的鳴笛聲、車輪的震動聲和有節奏的敲擊聲。
我們每個人都默默地說： “再見吧！伏爾加河！再見吧！你這飽經滄桑、受盡戰火煎熬和洗禮的城市！我們還能再見到你嗎？到那時你該是什麼樣子、再見吧！長眠在這塊浸染着鮮血的土地裡的戰友們！ 我們就要向西挺進，我們的責任就是為你們報仇……” 我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就這樣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