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一章 遠接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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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這就是問題所在。
蘇聯政府和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避免戰争。
這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務。
我們必需赢得一年、兩年的時間，來完成重新裝備我們的軍隊的工作。
我們的航空工業有新式飛機的試驗樣機，它們在戰鬥性能方面優于德國飛機。
試驗樣機已經投入成批生産。
我們在紅軍中建立了若幹個機械化軍。
我國的工業已有能力成批生産T—34型和KB型坦克，這些坦克在戰鬥性能方面也比德軍坦克強。
各種新型輕武器也開始批量生産。
現在，人所共知，我們有足夠多的确鑿情報，說明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在靠近我們邊境的地方集結。
斯大林和我國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戰争的爆發。
我們避免任何輕率的舉動，不給敵人的入侵提供口實。
我們還迫不得已在遠東邊境保持強大的掩護部隊。
這時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遊戲。
他用各種手段，甚至通過私人來試探英國的态度：英國政府是否想講和？英國政府是否讓德軍放開手腳去進攻蘇聯？ 希特勒到底還是決定入侵蘇聯。
于是，德軍開始在兩條戰線同時進行戰争。
在入侵蘇聯以後，英國是否還有任何一點講和的願望？不管怎麼說，從德國方面來的這種試探是有的。
戰争爆發了。
我在中國的這些日子裡，心情十分沉重。
我的心飛回了祖國，與誓死捍衛祖國的同志們在一起。
但是我要在中國繼續完成我的任務。
1941年夏季，前線形勢變得極為困難。
明斯克陷落了，敵人占領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軍圍困了列甯格勒，攻陷了基輔。
日本出兵的危險性也在不斷增加。
看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不會放過任何入侵我國遠東地區的有利時機的。
但就在快入秋時，新的征兆出現了：日本準備向南進攻，矛頭對準了美國。
有關這方面的消息不斷地傳到莫斯科，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情報來源中，還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證實。
日本從背後攻進我遠東地區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初秋，日本人準備向美國開戰的企圖已經十分明顯，這就使最高統帥部在莫斯科戰役最艱難的日子裡，有可能從遠東抽出部分戰鬥師來保衛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德國和意大利對美國宣戰。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
1918年就是在這裡，在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裡，決定了我終生的使命。
剛到訓練班，不用說，我還不能馬上适應制度嚴格的軍隊生活。
“起床！” 值班員扯着嗓子大喊。
他的喊聲把我們從清晨香甜的睡夢中驚醒。
大家像被開水澆了似地跳了起來。
兩、三分鐘後，學員們列隊集合。
然後是早操，洗漱，早點名，然後又是集合。
不管幹什麼都要列隊進行：去餐廳，上課堂，到野外，去射擊場和練兵場，無一例外。
在隊列中，必需步伐一緻，左右看齊。
戰術，射擊訓練，操槍動作，白刃戰——從起床到熄燈，一切訓練項目都按照軍隊作戰強度進行。
學員不同于士兵，他們肩負雙重任務。
你想當個指揮員嗎？那麼就要忍耐，就要鍛煉。
要使你自己能經受住任何嚴峻的考驗。
訓練我們的是沙皇軍隊的舊軍官。
應該說，他們教學的态度還是勤勉的。
“刺殺！槍托擊！不對，箭步！突刺！收槍！前進！後退！掩蔽！” 這樣連續要做10—15遍，然後，還要連續躍進，一直練到你的雙腳都站不穩為止。
大概，教官們有意給我們加大訓練量，過于嚴厲地要求我們，是想考驗我們當紅軍指揮員的決心。
但這些絲毫沒有使我産生畏難情緒，相反，我還希望經受更多的考驗，檢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夠得上一個紅軍指揮員。
因為我知道，我們面臨的将是與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白匪軍官和士兵、與外來的武裝幹涉者進行戰鬥。
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缺少對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隻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們每人發15顆子彈，以防萬一，然後，帶上樂隊，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軍”。
我們從列福爾托沃開始，沿着薩多沃耶環路、米亞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韋爾大街前進。
走20公裡并不是件輕松的事，因為每個學員一日的口糧隻有1俄磅。
但是，大家在行進時精神飽滿，歌聲嘹亮。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行軍”的目的，是讓居民們、朋友們和敵人們都知道：蘇維埃政權有可靠的、忠誠的部隊，他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對反革命的進攻給予必要的反擊。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們從野外作業地被緊急召回營區，我們受命整裝待發，接着，就列隊到室内運動場上參加集會。
那裡是我們的食堂。
我們來到場地時，看到飯桌已被撤走，前邊擺着一個講台，大廳裡擠滿了紅軍志願兵，所有人都在熱切地等待着什麼。
突然，室内運動場的大門打開了，一個個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講台走去。
立刻從講台那邊傳來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
聲音就象撞到了石頭牆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來一樣，緊接着整個大廳響起熱烈的呼喊聲： “列甯！列甯！” 呼喊聲連成一片，變為愈來愈強烈的轟鳴聲。
“列甯同志萬歲！”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迅速地登上講台，他舉起手，請大家安靜。
我覺得，他似乎很急沒有時間等待這陣喧嘩聲停下來。
大家漸漸地安靜了下來。
“同志們……” 他的話裡充滿信任，似乎這不是偉大領袖開始演講，而是繼續他被打斷的談話，就象在忠誠的老朋友中間大聲地談論着人們關心和思索的問題。
是啊！在大廳裡的人都是他可信賴的忠實的朋友。
大概，他的偉大正是表現在這裡，他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話，都使人們靠攏他，然後開始平等的談話。
他使人們把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命運而鬥争、為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而鬥争，當成自己的崇高責任。
在結束時，他這樣說：我們一定會勝利，“如果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紅軍能牢牢記住：他們代表着并且捍衛着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的話。
”①—— ①《列甯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頁。
當我聽列甯講話時，我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用語言恐怕是難以表達的。
我隻能說，我用整個身心在聽，全神貫注地看，除了列甯，我誰也沒看見。
他的話象警鐘一樣在我的耳邊回響，它号召我們去建立功勳，去忘我奮鬥。
由于激動，我感到胸中緊縮、呼吸急促。
列甯在講話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記得特别清楚。
他在芬蘭時聽說，一個芬蘭老農婦在月台上看見紅軍戰士時說，過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樹林裡去拾柴火，因為地主派人帶槍看守着林子。
而現在，世道變了，到樹林去不僅沒有危險，而且還有人保護她、幫助她。
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烏拉”的歡呼聲中，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結束了講話。
他很快離開了講台，邁步向門口走去。
在門口，他停了一下，向我們轉過身來，笑了笑，揮了揮手。
列甯同志走了，可學員們遲遲沒有離開室内運動場。
大家回味着列甯的每一句話。
記得我當時就下了決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輩子不放下手中的槍。
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衛勞動人民…… 7月初，我們被調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營——謝列布裡亞内松樹林裡，我們在這裡進行野外作業。
嚴禁請假外出。
7月6日，天還沒亮，就響起了戰鬥警報。
學員們立即起床，集合。
每人發了60顆子彈。
斯維爾德洛夫同志的代表來到軍營。
訓練班政委馬斯連尼科夫在隊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了反革命暴亂。
他們妄圖破壞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
社會革命黨人殺害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
暴動者占領了電話局、電報局，拘禁了蘇維埃政府的一些成員，其中有捷爾任斯基同志。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設在三聖徒巷。
政委馬斯連尼科夫說，列甯親自領導這次鎮壓暴亂的鬥争。
瓦采蒂斯同志指揮部隊……。
政委宣讀了列甯同志的命令：訓練班和拉脫維亞部隊一起占領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動。
過了一會，支隊在政委帶領下向莫斯科進發。
我們連隊由學員連連長（舊軍官安德列耶夫）指揮。
我随學員連1排前進。
指揮這個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
他選擇了一條通往三聖徒巷最近的路。
我們排配屬了1門3英寸口徑炮，炮手們用雙手推着炮前進。
我們采取短距離躍進方式沿着牆邊向前運動。
接近三聖徒巷時，敵人的機槍響了，一個橫穿街道的學員中彈倒下了。
作為對敵人機槍火力的回答，我們的大炮開火了。
一聲，兩聲……，但我沒聽見第三聲。
大炮就在跟前，看來我被震聾了。
耳朵裡嗡嗡作響，外界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
我隻看見同志們手中的槍在顫動，炮身管裡卷出一股股火藥的煙霧，這說明我們正在進行射擊。
同志們張着嘴向前跑去，這就是說，已經開始沖鋒了。
大家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們的後面。
小巷深處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閃着火光的濃煙。
這是炮彈在爆炸。
煙霧愈來愈大，這說明，不僅是我們排的火炮向這裡送來小禮品。
大地在腳下顫抖着，愈顫愈烈。
火炮向敵人齊射。
學員們和拉脫維亞的射手們從左邊和右邊向毗鄰的街上沖去。
當我們跑近敵司令部的大樓時，射擊停止了。
濃煙由樓房的窗子裡滾滾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
暴亂者舉着雙手從大門走了出來。
大部分叛亂參加者被拘捕。
我們僅僅減員了一個同志。
叛亂很快被鎮壓下去。
因為在莫斯科沒有一個人支持左派社會革命黨。
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樣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7月9日，訓練班的全體學員為死去的戰友（很遺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
我們把他埋葬在萬民聖靈墓地。
當我們在哀樂聲中一起把棺材放進墓穴時，槍聲齊鳴，我們向戰友緻告别禮。
這時，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們冒着機槍火力向叛亂者進攻時的那種緊張情景。
在敵人的機槍火力下鍛煉一下，學員們——未來的年青指揮員們——仿佛一下子長大成人了。
大家學到了平時學不到的東西。
8月31日夜間，又傳來了命令： “取槍！” 值班員的聲調顯然在說明，這不是平常的演習警報。
我跳向槍架，抓起我的步槍，放在床位旁，開始穿衣服。
“領子彈！”值班員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們整好隊，點了名。
然後被分成組，并分别被帶開。
我和其他7個學員坐上了汽車。
我們這個組由兩名契卡人員指揮。
他們中的一個人與司機并排坐，另一個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廂裡。
汽車開始後，坐在車廂裡的肅反工作者說： “今天有人謀殺列甯同志。
” 我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
“在哪兒？是誰幹的？怎麼回事？列甯還活着嗎？”許多問題在腦海裡翻滾，但沒敢提出來。
“列甯還活着。
”他好象回答我們的問題似的說道。
他接下去說明了我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揮所駐地，我們的任務是務必将他們一網打盡。
從這一刻起，我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注意，我隻想着快點與敵人遭遇，為列甯報仇！ 汽車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馳，由于緊張，我不知道汽車把我們帶往什麼地方。
我隻知道，這時是在城外，到了一個什麼别墅村鎮裡。
汽車停在鎮子邊上。
周圍漆黑一片，我們向前走了幾百步。
這時肅反工作者讓我們查看一下周圍的地形。
片刻，黑暗中顯出了别墅圍牆的輪廓。
再往深處，是高大房屋的屋頂。
契卡人員讓我們包圍了别墅，并嚴厲地命令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進去。
然後，他親自帶着兩個學員翻進了圍牆。
過了10分鐘，或許更長的時間，房子的窗戶裡閃出了燈光，同時傳來了兩聲槍響，緊接着是打碎玻璃的聲音。
我聽到有人在跑動，就隐蔽起來。
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圍牆上隐約地閃出一個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開槍了！” 但是，那個人已經跳下來了。
我立刻向他開了槍。
離我不遠處有個什麼東西啪的一聲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靜了。
沒有呻吟聲，也沒有其它動靜。
我凝神看去，難道沒有命中？不會，不可能。
但還要準備應付一切。
我端着槍，随時準備射擊…… 過了幾分鐘，從别野裡傳來了熟悉的聲音。
自己的人來了。
他們拿着手電筒。
“誰開的槍？”一個契卡走近我，問道。
“我。
” “他跑了？” “好象沒有……” 汽車駛過來，我們把被打死的人裝上車，把兩個被捕的人捆好。
汽車向莫斯科、向盧比亞卡駛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擠滿了舉着标語牌進行的莫斯科人的遊行隊伍。
上面寫着：“反對白色恐怖，我們需要紅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樣，為了替列甯報仇，我已經讓敵人付出了代價，我已經用實際行動回答工人們的口号。
在兵營裡，我收到了哥哥伊萬和伊裡亞的來信。
他們告訴我，他們已動身去鎮壓富農暴動。
這就是說，農村的社會革命黨人也在進行着罪惡活動。
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甯演講後我所下定的決心。
是的，我要做一個帶槍的人，保衛革命的成果——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據莫斯科衛戍區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舊軍官都要重新登記。
他們應該到室内運動場來報到。
契卡人員負責登記，我們擔任警戒任務。
應該說，蘇維埃政府的這項措施使那些參加了反革命組織的舊軍官措手不及。
他們奔向車站，想逃到有白匪軍的地方去。
但是，在車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隊。
我記得，舊軍官們一群一群地湧到我們這裡來，那些沒有卷入反對蘇維埃政權陰謀的人，很快就獲準去參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進行仔細的審查。
委員會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我們學員們同樣也整日整夜地執行着警戒任務。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斷傳來。
紅軍擊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軍的聯合軍隊之後，向喀山和辛比爾斯克①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 ①現叫烏裡揚諾夫斯克——譯注。
對共和國來說，最危險的戰線——東部戰線的戰鬥更加激烈了。
而我們仍象以前一樣，在勤奮地學習軍事科學。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的訓練遲早要結束，遲早會發給我們指揮員證書。
那時候，就該上前線了……。
但這一切比我們預想的畢竟要來得早得多。
上邊來了命令：“立即把學員派到南方前線，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揮，去與白匪将軍克拉斯諾夫的部隊作戰。
” “10月底考試，那時我們将把你們從前線召回來。
”馬斯連尼科夫把介紹信交給我們時告訴我們。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列車的輪子敲擊着鐵軌，很快就把我們送到目的地。
我們的軍用列車停在巴拉紹夫。
全俄紅軍組建委員會主席尼古拉·伊裡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揮車停在鐵路預備線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們的列車來了，立即請我們學員到他那裡去。
我們每10個人為一組去他的車廂，我在第一組。
波德沃伊斯基顯得十分疲倦，眼睛裡布滿血絲。
他和我們一一握手後，立即給我們下達了任務：去補充西韋爾斯旅。
“在旅裡，”他說：“有自己的選舉制度。
指揮員不是由上級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選舉。
雖然你們已經是指揮員了，但是，我建議你們要适應這個部隊的情況。
你們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報告紅軍戰士和指揮員的情況。
” ……在羅德尼喬克車站的旅司令部裡，西韋爾斯接見了我們。
他淡黃頭發，身材消瘦，個子很高，身穿士兵套頭服，而且用皮帶勒得緊緊的。
他談話很坦率，他說： “指揮員選舉制在部隊中已經根深蒂固。
要改變人們的這種觀念并非易事。
現在還不可能設想你們的職務。
我勸你們去當指揮員的助手或副手。
你們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戰鬥中表現你們自己。
到那時将會……” 我們當然不能對他的意見表示異議。
我被任命為該旅一個團的副連長。
我來到守衛着新羅德尼喬克村的連隊。
我一下就感覺到，紅軍戰士們毫不掩飾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
這些還在帝國主義戰争中就是久經戰陣的士兵，在與白匪軍作戰中又身經百戰，而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個黃口孺子，而且還裝模作樣，搞了個指揮員的官當。
他們認為我這個人什麼地方有點像舊軍官。
一大推風涼話向我飛來： “你很早就把軍官皮帶搞到手了嗎？” “你為什麼在胸前别着教官證章？” “為什麼你把納甘式轉輪手槍放在手槍皮套裡，而不插在腰帶裡？” 我明白在士兵們面前替自已辯解是徒勞無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語。
該旅戰線很寬，但隻是在一些互不連接的村莊裡設有防禦，并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前沿。
與敵軍也沒有直接的接觸。
白匪軍，特别是哥薩克，經常在大清早對我實施襲擊。
他們攻擊哨卡，搞得聲勢很大，緊接着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與這些襲擊者戰鬥是很困難的。
他們的戰術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對周圍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點的每條隐蔽接近路。
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帶了幾個戰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衛兵室和潛伏哨。
然後歸隊向連長作了詳細的報告。
一個星期過去了，一次也未與敵襲擊者遭遇過。
紅軍戰士還象以前一樣眯縫着眼睛看着我說：學員官，聽說你很賣勁兒，但還看不出你能搞出個什麼名堂。
而我們既會打仗，還會娛樂呢。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硬拽着我去參加婚禮。
結婚的人是我們連的一個戰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
婚禮在小學校裡進行。
被邀請的人中有一些指揮員。
手風琴拉了起來。
一個紅軍戰士轉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學員官，給我們跳一個！”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個象樣的舞伴。
” “嘿，你還會吹牛呢！”四面傳來了怪叫聲。
“你到圈子裡去，我們會叫你出夠洋相，……你會知道我們的厲害的……” “來一段
蘇聯政府和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避免戰争。
這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務。
我們必需赢得一年、兩年的時間，來完成重新裝備我們的軍隊的工作。
我們的航空工業有新式飛機的試驗樣機，它們在戰鬥性能方面優于德國飛機。
試驗樣機已經投入成批生産。
我們在紅軍中建立了若幹個機械化軍。
我國的工業已有能力成批生産T—34型和KB型坦克，這些坦克在戰鬥性能方面也比德軍坦克強。
各種新型輕武器也開始批量生産。
現在，人所共知，我們有足夠多的确鑿情報，說明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在靠近我們邊境的地方集結。
斯大林和我國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戰争的爆發。
我們避免任何輕率的舉動，不給敵人的入侵提供口實。
我們還迫不得已在遠東邊境保持強大的掩護部隊。
這時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遊戲。
他用各種手段，甚至通過私人來試探英國的态度：英國政府是否想講和？英國政府是否讓德軍放開手腳去進攻蘇聯？ 希特勒到底還是決定入侵蘇聯。
于是，德軍開始在兩條戰線同時進行戰争。
在入侵蘇聯以後，英國是否還有任何一點講和的願望？不管怎麼說，從德國方面來的這種試探是有的。
戰争爆發了。
我在中國的這些日子裡，心情十分沉重。
我的心飛回了祖國，與誓死捍衛祖國的同志們在一起。
但是我要在中國繼續完成我的任務。
1941年夏季，前線形勢變得極為困難。
明斯克陷落了，敵人占領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軍圍困了列甯格勒，攻陷了基輔。
日本出兵的危險性也在不斷增加。
看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不會放過任何入侵我國遠東地區的有利時機的。
但就在快入秋時，新的征兆出現了：日本準備向南進攻，矛頭對準了美國。
有關這方面的消息不斷地傳到莫斯科，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情報來源中，還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證實。
日本從背後攻進我遠東地區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初秋，日本人準備向美國開戰的企圖已經十分明顯，這就使最高統帥部在莫斯科戰役最艱難的日子裡，有可能從遠東抽出部分戰鬥師來保衛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德國和意大利對美國宣戰。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
1918年就是在這裡，在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裡，決定了我終生的使命。
剛到訓練班，不用說，我還不能馬上适應制度嚴格的軍隊生活。
“起床！” 值班員扯着嗓子大喊。
他的喊聲把我們從清晨香甜的睡夢中驚醒。
大家像被開水澆了似地跳了起來。
兩、三分鐘後，學員們列隊集合。
然後是早操，洗漱，早點名，然後又是集合。
不管幹什麼都要列隊進行：去餐廳，上課堂，到野外，去射擊場和練兵場，無一例外。
在隊列中，必需步伐一緻，左右看齊。
戰術，射擊訓練，操槍動作，白刃戰——從起床到熄燈，一切訓練項目都按照軍隊作戰強度進行。
學員不同于士兵，他們肩負雙重任務。
你想當個指揮員嗎？那麼就要忍耐，就要鍛煉。
要使你自己能經受住任何嚴峻的考驗。
訓練我們的是沙皇軍隊的舊軍官。
應該說，他們教學的态度還是勤勉的。
“刺殺！槍托擊！不對，箭步！突刺！收槍！前進！後退！掩蔽！” 這樣連續要做10—15遍，然後，還要連續躍進，一直練到你的雙腳都站不穩為止。
大概，教官們有意給我們加大訓練量，過于嚴厲地要求我們，是想考驗我們當紅軍指揮員的決心。
但這些絲毫沒有使我産生畏難情緒，相反，我還希望經受更多的考驗，檢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夠得上一個紅軍指揮員。
因為我知道，我們面臨的将是與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白匪軍官和士兵、與外來的武裝幹涉者進行戰鬥。
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缺少對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隻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們每人發15顆子彈，以防萬一，然後，帶上樂隊，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軍”。
我們從列福爾托沃開始，沿着薩多沃耶環路、米亞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韋爾大街前進。
走20公裡并不是件輕松的事，因為每個學員一日的口糧隻有1俄磅。
但是，大家在行進時精神飽滿，歌聲嘹亮。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行軍”的目的，是讓居民們、朋友們和敵人們都知道：蘇維埃政權有可靠的、忠誠的部隊，他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對反革命的進攻給予必要的反擊。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們從野外作業地被緊急召回營區，我們受命整裝待發，接着，就列隊到室内運動場上參加集會。
那裡是我們的食堂。
我們來到場地時，看到飯桌已被撤走，前邊擺着一個講台，大廳裡擠滿了紅軍志願兵，所有人都在熱切地等待着什麼。
突然，室内運動場的大門打開了，一個個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講台走去。
立刻從講台那邊傳來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
聲音就象撞到了石頭牆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來一樣，緊接着整個大廳響起熱烈的呼喊聲： “列甯！列甯！” 呼喊聲連成一片，變為愈來愈強烈的轟鳴聲。
“列甯同志萬歲！”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迅速地登上講台，他舉起手，請大家安靜。
我覺得，他似乎很急沒有時間等待這陣喧嘩聲停下來。
大家漸漸地安靜了下來。
“同志們……” 他的話裡充滿信任，似乎這不是偉大領袖開始演講，而是繼續他被打斷的談話，就象在忠誠的老朋友中間大聲地談論着人們關心和思索的問題。
是啊！在大廳裡的人都是他可信賴的忠實的朋友。
大概，他的偉大正是表現在這裡，他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話，都使人們靠攏他，然後開始平等的談話。
他使人們把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命運而鬥争、為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而鬥争，當成自己的崇高責任。
在結束時，他這樣說：我們一定會勝利，“如果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紅軍能牢牢記住：他們代表着并且捍衛着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的話。
”①—— ①《列甯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頁。
當我聽列甯講話時，我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用語言恐怕是難以表達的。
我隻能說，我用整個身心在聽，全神貫注地看，除了列甯，我誰也沒看見。
他的話象警鐘一樣在我的耳邊回響，它号召我們去建立功勳，去忘我奮鬥。
由于激動，我感到胸中緊縮、呼吸急促。
列甯在講話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記得特别清楚。
他在芬蘭時聽說，一個芬蘭老農婦在月台上看見紅軍戰士時說，過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樹林裡去拾柴火，因為地主派人帶槍看守着林子。
而現在，世道變了，到樹林去不僅沒有危險，而且還有人保護她、幫助她。
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烏拉”的歡呼聲中，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結束了講話。
他很快離開了講台，邁步向門口走去。
在門口，他停了一下，向我們轉過身來，笑了笑，揮了揮手。
列甯同志走了，可學員們遲遲沒有離開室内運動場。
大家回味着列甯的每一句話。
記得我當時就下了決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輩子不放下手中的槍。
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衛勞動人民…… 7月初，我們被調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營——謝列布裡亞内松樹林裡，我們在這裡進行野外作業。
嚴禁請假外出。
7月6日，天還沒亮，就響起了戰鬥警報。
學員們立即起床，集合。
每人發了60顆子彈。
斯維爾德洛夫同志的代表來到軍營。
訓練班政委馬斯連尼科夫在隊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了反革命暴亂。
他們妄圖破壞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
社會革命黨人殺害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
暴動者占領了電話局、電報局，拘禁了蘇維埃政府的一些成員，其中有捷爾任斯基同志。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設在三聖徒巷。
政委馬斯連尼科夫說，列甯親自領導這次鎮壓暴亂的鬥争。
瓦采蒂斯同志指揮部隊……。
政委宣讀了列甯同志的命令：訓練班和拉脫維亞部隊一起占領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動。
過了一會，支隊在政委帶領下向莫斯科進發。
我們連隊由學員連連長（舊軍官安德列耶夫）指揮。
我随學員連1排前進。
指揮這個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
他選擇了一條通往三聖徒巷最近的路。
我們排配屬了1門3英寸口徑炮，炮手們用雙手推着炮前進。
我們采取短距離躍進方式沿着牆邊向前運動。
接近三聖徒巷時，敵人的機槍響了，一個橫穿街道的學員中彈倒下了。
作為對敵人機槍火力的回答，我們的大炮開火了。
一聲，兩聲……，但我沒聽見第三聲。
大炮就在跟前，看來我被震聾了。
耳朵裡嗡嗡作響，外界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
我隻看見同志們手中的槍在顫動，炮身管裡卷出一股股火藥的煙霧，這說明我們正在進行射擊。
同志們張着嘴向前跑去，這就是說，已經開始沖鋒了。
大家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們的後面。
小巷深處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閃着火光的濃煙。
這是炮彈在爆炸。
煙霧愈來愈大，這說明，不僅是我們排的火炮向這裡送來小禮品。
大地在腳下顫抖着，愈顫愈烈。
火炮向敵人齊射。
學員們和拉脫維亞的射手們從左邊和右邊向毗鄰的街上沖去。
當我們跑近敵司令部的大樓時，射擊停止了。
濃煙由樓房的窗子裡滾滾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
暴亂者舉着雙手從大門走了出來。
大部分叛亂參加者被拘捕。
我們僅僅減員了一個同志。
叛亂很快被鎮壓下去。
因為在莫斯科沒有一個人支持左派社會革命黨。
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樣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7月9日，訓練班的全體學員為死去的戰友（很遺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
我們把他埋葬在萬民聖靈墓地。
當我們在哀樂聲中一起把棺材放進墓穴時，槍聲齊鳴，我們向戰友緻告别禮。
這時，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們冒着機槍火力向叛亂者進攻時的那種緊張情景。
在敵人的機槍火力下鍛煉一下，學員們——未來的年青指揮員們——仿佛一下子長大成人了。
大家學到了平時學不到的東西。
8月31日夜間，又傳來了命令： “取槍！” 值班員的聲調顯然在說明，這不是平常的演習警報。
我跳向槍架，抓起我的步槍，放在床位旁，開始穿衣服。
“領子彈！”值班員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們整好隊，點了名。
然後被分成組，并分别被帶開。
我和其他7個學員坐上了汽車。
我們這個組由兩名契卡人員指揮。
他們中的一個人與司機并排坐，另一個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廂裡。
汽車開始後，坐在車廂裡的肅反工作者說： “今天有人謀殺列甯同志。
” 我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
“在哪兒？是誰幹的？怎麼回事？列甯還活着嗎？”許多問題在腦海裡翻滾，但沒敢提出來。
“列甯還活着。
”他好象回答我們的問題似的說道。
他接下去說明了我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揮所駐地，我們的任務是務必将他們一網打盡。
從這一刻起，我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注意，我隻想着快點與敵人遭遇，為列甯報仇！ 汽車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馳，由于緊張，我不知道汽車把我們帶往什麼地方。
我隻知道，這時是在城外，到了一個什麼别墅村鎮裡。
汽車停在鎮子邊上。
周圍漆黑一片，我們向前走了幾百步。
這時肅反工作者讓我們查看一下周圍的地形。
片刻，黑暗中顯出了别墅圍牆的輪廓。
再往深處，是高大房屋的屋頂。
契卡人員讓我們包圍了别墅，并嚴厲地命令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進去。
然後，他親自帶着兩個學員翻進了圍牆。
過了10分鐘，或許更長的時間，房子的窗戶裡閃出了燈光，同時傳來了兩聲槍響，緊接着是打碎玻璃的聲音。
我聽到有人在跑動，就隐蔽起來。
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圍牆上隐約地閃出一個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開槍了！” 但是，那個人已經跳下來了。
我立刻向他開了槍。
離我不遠處有個什麼東西啪的一聲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靜了。
沒有呻吟聲，也沒有其它動靜。
我凝神看去，難道沒有命中？不會，不可能。
但還要準備應付一切。
我端着槍，随時準備射擊…… 過了幾分鐘，從别野裡傳來了熟悉的聲音。
自己的人來了。
他們拿着手電筒。
“誰開的槍？”一個契卡走近我，問道。
“我。
” “他跑了？” “好象沒有……” 汽車駛過來，我們把被打死的人裝上車，把兩個被捕的人捆好。
汽車向莫斯科、向盧比亞卡駛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擠滿了舉着标語牌進行的莫斯科人的遊行隊伍。
上面寫着：“反對白色恐怖，我們需要紅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樣，為了替列甯報仇，我已經讓敵人付出了代價，我已經用實際行動回答工人們的口号。
在兵營裡，我收到了哥哥伊萬和伊裡亞的來信。
他們告訴我，他們已動身去鎮壓富農暴動。
這就是說，農村的社會革命黨人也在進行着罪惡活動。
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甯演講後我所下定的決心。
是的，我要做一個帶槍的人，保衛革命的成果——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據莫斯科衛戍區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舊軍官都要重新登記。
他們應該到室内運動場來報到。
契卡人員負責登記，我們擔任警戒任務。
應該說，蘇維埃政府的這項措施使那些參加了反革命組織的舊軍官措手不及。
他們奔向車站，想逃到有白匪軍的地方去。
但是，在車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隊。
我記得，舊軍官們一群一群地湧到我們這裡來，那些沒有卷入反對蘇維埃政權陰謀的人，很快就獲準去參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進行仔細的審查。
委員會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我們學員們同樣也整日整夜地執行着警戒任務。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斷傳來。
紅軍擊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軍的聯合軍隊之後，向喀山和辛比爾斯克①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 ①現叫烏裡揚諾夫斯克——譯注。
對共和國來說，最危險的戰線——東部戰線的戰鬥更加激烈了。
而我們仍象以前一樣，在勤奮地學習軍事科學。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的訓練遲早要結束，遲早會發給我們指揮員證書。
那時候，就該上前線了……。
但這一切比我們預想的畢竟要來得早得多。
上邊來了命令：“立即把學員派到南方前線，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揮，去與白匪将軍克拉斯諾夫的部隊作戰。
” “10月底考試，那時我們将把你們從前線召回來。
”馬斯連尼科夫把介紹信交給我們時告訴我們。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列車的輪子敲擊着鐵軌，很快就把我們送到目的地。
我們的軍用列車停在巴拉紹夫。
全俄紅軍組建委員會主席尼古拉·伊裡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揮車停在鐵路預備線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們的列車來了，立即請我們學員到他那裡去。
我們每10個人為一組去他的車廂，我在第一組。
波德沃伊斯基顯得十分疲倦，眼睛裡布滿血絲。
他和我們一一握手後，立即給我們下達了任務：去補充西韋爾斯旅。
“在旅裡，”他說：“有自己的選舉制度。
指揮員不是由上級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選舉。
雖然你們已經是指揮員了，但是，我建議你們要适應這個部隊的情況。
你們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報告紅軍戰士和指揮員的情況。
” ……在羅德尼喬克車站的旅司令部裡，西韋爾斯接見了我們。
他淡黃頭發，身材消瘦，個子很高，身穿士兵套頭服，而且用皮帶勒得緊緊的。
他談話很坦率，他說： “指揮員選舉制在部隊中已經根深蒂固。
要改變人們的這種觀念并非易事。
現在還不可能設想你們的職務。
我勸你們去當指揮員的助手或副手。
你們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戰鬥中表現你們自己。
到那時将會……” 我們當然不能對他的意見表示異議。
我被任命為該旅一個團的副連長。
我來到守衛着新羅德尼喬克村的連隊。
我一下就感覺到，紅軍戰士們毫不掩飾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
這些還在帝國主義戰争中就是久經戰陣的士兵，在與白匪軍作戰中又身經百戰，而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個黃口孺子，而且還裝模作樣，搞了個指揮員的官當。
他們認為我這個人什麼地方有點像舊軍官。
一大推風涼話向我飛來： “你很早就把軍官皮帶搞到手了嗎？” “你為什麼在胸前别着教官證章？” “為什麼你把納甘式轉輪手槍放在手槍皮套裡，而不插在腰帶裡？” 我明白在士兵們面前替自已辯解是徒勞無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語。
該旅戰線很寬，但隻是在一些互不連接的村莊裡設有防禦，并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前沿。
與敵軍也沒有直接的接觸。
白匪軍，特别是哥薩克，經常在大清早對我實施襲擊。
他們攻擊哨卡，搞得聲勢很大，緊接着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與這些襲擊者戰鬥是很困難的。
他們的戰術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對周圍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點的每條隐蔽接近路。
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帶了幾個戰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衛兵室和潛伏哨。
然後歸隊向連長作了詳細的報告。
一個星期過去了，一次也未與敵襲擊者遭遇過。
紅軍戰士還象以前一樣眯縫着眼睛看着我說：學員官，聽說你很賣勁兒，但還看不出你能搞出個什麼名堂。
而我們既會打仗，還會娛樂呢。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硬拽着我去參加婚禮。
結婚的人是我們連的一個戰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
婚禮在小學校裡進行。
被邀請的人中有一些指揮員。
手風琴拉了起來。
一個紅軍戰士轉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學員官，給我們跳一個！”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個象樣的舞伴。
” “嘿，你還會吹牛呢！”四面傳來了怪叫聲。
“你到圈子裡去，我們會叫你出夠洋相，……你會知道我們的厲害的……” “來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