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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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狀态是漠不關心:基督之城的傑出成員,其他各處的平庸公民。

    一個身為幼童導師和品德指導的團體,既有這樣的情感和類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個民族的靈魂在觸及公共生活的問題上變得軟弱無力。

     必須重讀1789年教士等級的陳情書,才能對人們的地位變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有一個正确的概念。

     教士在陳情書中常常表現出不寬容,有時頑固地依戀他們以往的特權;但盡管如此,他們同第三等級或貴族一樣,仇視專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熱愛政治自由,他們宣布個人自由應受保障,不靠許諾,而是要靠與人身保護法類似的法律程序。

    他們要求摧毀國家監獄,廢除特别法庭和調案,一切法庭辯論公開,所有法官不得罷免,所有公民均可錄用任職,才幹是任職的唯一标準;征兵對于人民應少帶侮辱性與壓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贖買領主權利,他們說,領主權利源于封建制度,與自由截然對立;勞動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廢除内地關稅;大辦私立學校:按他們的計劃,每個教區必須設一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所有鄉間均設世俗慈善機構,諸如濟貧所和慈善工場;盡一切方法鼓勵農業。

     在嚴格意義的政治方面,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宣布,國民擁有召開議會,制定法律,自由表決捐稅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權利。

    他們認為,未經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決,不得強迫任何法國人繳納捐稅。

    教士還要求自由選舉的三級會議必須年年召開;三級會議必須在國民面前讨論一切重大事務;三級會議必須制定普遍法律,任何特殊慣例或特權不得與之沖突;三級會議編制預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級會議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須始終對三級會議負責。

    他們也要求各省都設立三級會議,各個城市都設立市政府。

    關于神權問題,則隻字未提。

     盡管他們成員中某些人罪惡昭彰,但總的來說,我不知道在這世界上還有哪國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襲來之際的法國教士更加卓越,更加開明,更有民族性,更少僅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備公共道德,同時信仰更堅定:對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我開始研究舊社會時對教士充滿偏見;我結束這一研究時對他們充滿敬意。

    老實說,教士身上的缺點隻不過是所有行業組織固有的缺點,不論是政治組織也好,宗教組織也好,當它們緊密聯合、結構嚴密時,就好侵占,少寬容,本能地、間或盲目地堅持本團體的特殊權利。

     舊制度的資産階級同樣比今天的資産階級更善于體現獨立精神。

    甚至它的構造上的許多缺陷也有助于這種獨立精神。

     我們已看到資産階級在當時占據的職位比今天的數量多,而且中産階級為獲得這些職位表現了同樣的熱忱。

    但請注意時代的不同。

    由于這些職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與也不能奪走的,因而任職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權的任意擺布,這就是說,今天迫使那麼多人俯首貼耳的因素,在那時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們受到尊重。

     此外,使資産階級與人民大衆不幸分離的各種各樣的豁免權将資産階級變成了假貴族,而在假貴族身上也往往表現出真貴族那種驕傲與抗拒精神。

    特殊的小團體把資産階級分割成那麼多部分,以至人們在每一個這樣的聯合體中,自然地忘掉整體的利益,一心隻顧小團體的利益和權利。

    人們在這兒要捍衛共同的尊嚴、共同的特權。

    從沒有一個人會隐沒在人群中苟且偷生。

    每個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實非常小,但燈火通明,台下始終有同樣的觀衆,他們時刻準備報以掌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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