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誘敵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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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戰初期,戰雲籠罩下的武漢三鎮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凋敝破敗和物資匮乏,相反呈現一種回光反照的畸形繁榮來。

    當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繼淪陷之後,地處長江中遊的武漢就成為國人逃避戰火的避難所和安全島。

    國民政府和外國駐華機構臨時遷往武漢,由來自東北、華北、華東各淪陷區的政府機關、黨派群團、工廠學校以及數目龐大的戰争難民所組成的流亡大軍也從四面八方彙集武漢,從而使得這座原本并不十分擁擠的華中大都市呈現一種人滿為患的爆炸趨勢。

    攜帶金銀财寶的富人占據了城裡的飯店賓館,許多人還在租界搶購别墅洋房,依然過着一擲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

    當時日機轟炸尚未給這座城市造成實質性破壞,加上華南沿海尚未陷落,從香港、澳門走私的各種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隻要有錢無論什麼奢侈品包括英國皇室的專用香水都能買到。

    漢口“大世界”夜總會依然燈火通明,歌星舞星豔星的馬路廣告漫天飛舞。

    隻有當戰事漸漸逼近,荷槍實彈的城防團在武漢街頭壘起沙袋修築工事,這才提醒人們和平日子好景不長,日本侵略者的腳步聲已經隐約可聞。

     人口膨脹帶來的最緊迫問題是吃飯。

     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稱為“米糧倉”的華中各省赤地千裡,災民紛紛離鄉背井外出逃荒要飯。

    如果災害發生在和平年代,各級政府當可組織民衆抗災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調集糧食号召赈災,或向國際社會呼籲救援等等。

    可是值此兵荒馬亂,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試圖滅亡中國,前方打仗需要糧食,後方救災也需要糧食,在當時生産力低下,即使豐年糧食也不富裕的中國,哪有多餘存糧救濟災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結趁機囤積糧食哄擡物價,一面是災民餓殍遍地慘絕人寰,另一面則是奸商囤積居奇财源滾滾,于是各地相繼發生搶糧風潮,軍隊出動彈壓,射殺災民無數。

     我父親說,漢口出事那天是個陰雨天氣,街頭到處都是積水,行人舉着油紙傘低頭趕路,馬路上跑動的多是人力黃包車,偶爾也有一輛小汽車急駛而過,向道路兩旁濺起肮髒的泥水來。

    放學時我父親看見從江漢關方向噼噼啪啪跑過來許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還有老人孩子,他們都在激動地大聲嚷嚷,弄得人心跳加速。

    他跟着跑了一陣,才明白他們都是趕去“恒昌米店”買米的。

     “恒昌米店”門外早已人頭攢動,有消息說米店夜裡從四川運來數船大米,但是米店大門緊閉,并無開門營業的迹象。

    買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開始不耐煩,大吼大叫捶打大門,但是店内仍無動靜。

    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輕人開始砸門,還擡來一根粗大的圓木,居然把一座厚實的大門撞得松動起來。

    正在這時一隊揮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趕來驅散民衆,人們正在火頭上,同警察發生肢體沖突。

    事态激化的後果是激怒的人群不僅繳了警察的械,還把一個警察扔進河水裡。

    等人們砸開米店,赫然看見倉庫裡大米堆積如山,于是搶米事件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消息一經傳開,更多人趕來加入搶米者的行列,搶米風潮殃及武漢多家米店。

    不久全副武裝的軍隊開來鎮壓,槍聲一響,原本混亂不堪的場面立刻就炸開鍋。

    被子彈擊中的人仆倒在地,鮮血同淅淅瀝瀝的小雨彙合在一起,驚恐萬狀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踐踏,死傷無數。

     抗戰八年,中國天災人禍不斷,被饑餓疾病奪走生命的民衆難以統計。

    有學者估計這個數字接近戰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認為高于戰争死亡人數。

    有一組可供參考的研究數字表明:抗戰結束中國人口比抗戰前的1937年減少約五千萬,加上八年期間應當正常增長的人口,兩個數目相加當在一億上下。

     這筆天文數字的血債必須記在至今仍不認罪的日本侵略者頭上。

     2 蔣介石調集精兵強将,決心不惜代價殲滅送上門來的土肥原師團。

    他派出兩位總參謀長趕赴開封前線,蔣介石對薛嶽下達的手令隻有短短六個字:不成功,則成仁! 在外人眼裡,中央軍應該都是蔣介石嫡系隊伍,沒有遠近親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實不然。

    中央軍非鐵闆一塊,國民政府派系林立,“黨中有黨,派中有派”,比如國民黨四大家族蔣、宋、孔、陳分别掌握着戴笠軍統派、複興社、陳(立夫)氏“中統派”、“CC派”、何(應欽)派、陳(誠)派、宋(子文)氏稅警派、孔(祥熙)派等等,這些黨派組織同軍隊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即使同為蔣介石心腹的黃埔嫡系也大有區别,比方“江浙幫”陳誠就遠比其他将領更加得勢,因為江浙幫大都來自蔣介石老家,許多人還與蔣氏沾親帶故,他們自然成為親信中的親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也就不足為怪了。

     豫東會戰伊始,号稱“天下第一師”的第八十八師龍慕韓師長忽然接到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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