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博古年少初得志 澤東失意棄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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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緻電說：
漳州大捷，達到了剪除粵敵一翼的目的，對整個時局影響很大。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讨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恩來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争以來，對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号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争取蘇區的擴大，争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臨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5月20日，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中說：“伍豪（周恩來） 同志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争的危險，未鞏固無産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沒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目前應該采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來發展一省或數省的勝利……” 周恩來一時左右為難，他明知臨時中央的決定是錯誤的，但他又不能不去執行。
他在臨時中央斥責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1932年5月下旬，蔣介石調集在淞滬保衛戰中表現得積極頑強的19路軍進駐福州，粵軍3個師開赴贛南，向于都窺進。
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内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計劃，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決定恢複紅一方面軍總部，轄1、3、5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組織勞動與戰争委員會。
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争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并指導關于革命戰争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财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奧軍15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
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
周恩來于7月21日在信豐緻電蘇區中央并轉項英，報告一方面軍的情況，并将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日，臨時中央發出了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繼續批評蘇區紅軍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策略，沒有積極地擴大蘇區。
中央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為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名義緻電中央局，電文中說：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毛澤東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權決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鑒于蘇區中央局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便在陳述信中說：……這将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毛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揮而督促他改正錯誤……有毛澤東指揮，于實際于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繼續整編，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并随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發生了日益嚴重的分歧，後方由于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而不顧前方的實際困難，一味地督促前方進攻。
又加此時，周、毛、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讨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恩來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争以來，對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号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争取蘇區的擴大，争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臨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5月20日，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中說：“伍豪（周恩來） 同志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争的危險，未鞏固無産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沒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目前應該采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來發展一省或數省的勝利……” 周恩來一時左右為難，他明知臨時中央的決定是錯誤的，但他又不能不去執行。
他在臨時中央斥責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1932年5月下旬，蔣介石調集在淞滬保衛戰中表現得積極頑強的19路軍進駐福州，粵軍3個師開赴贛南，向于都窺進。
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内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計劃，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決定恢複紅一方面軍總部，轄1、3、5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組織勞動與戰争委員會。
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争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并指導關于革命戰争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财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奧軍15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
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
周恩來于7月21日在信豐緻電蘇區中央并轉項英，報告一方面軍的情況，并将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日，臨時中央發出了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繼續批評蘇區紅軍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策略，沒有積極地擴大蘇區。
中央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為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名義緻電中央局，電文中說：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毛澤東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權決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鑒于蘇區中央局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便在陳述信中說：……這将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毛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揮而督促他改正錯誤……有毛澤東指揮，于實際于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繼續整編，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并随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發生了日益嚴重的分歧，後方由于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而不顧前方的實際困難，一味地督促前方進攻。
又加此時，周、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