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李德雄心建功業 博古激情少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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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紅軍命運的重任。

    在最高“三人團”中,就是周恩來有不同意見,也是二票對一票的局面,所以說周恩來除執行命令,做一些具體工作外,在決策上很難有所作為。

    而中國畢竟不是德國,更不是蘇聯,李德那一套街壘作戰經驗和城市革命的經驗,在蘇區就顯得弱不禁風了。

    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最後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為怪了。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裡,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

    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

    确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

    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

    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着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

    列車穿越西伯利亞時,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

    那時他的心裡是熱的,他一想起克裡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幾句什麼,最後他們一行人,憑着自己的毅力,戰勝了嚴寒和饑餓,終于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

    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長,博古一行人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他首次從拉狄克的嘴裡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無能。

    後來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争的漩渦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長職務。

    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時的米夫才26歲。

     在米夫擔任校長期間,他在大學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

    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職,博古的熱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愛。

    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産黨于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停留三個月後,便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同時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為共産國際中國部部長,并委托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陳獨秀一夥便把毛澤東排斥在大會以外,陳獨秀當選為書記。

    那時,毛澤東那一套辦法根本沒有人承認,博古更是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隻不過是像李自成一樣的農民起義領袖而已。

    這些留蘇的中國學生,強烈地受着俄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國際組織又左右着蘇區的政治和軍事。

    這些留蘇學生無一例外地回到蘇區後都被委以重任,後來把毛澤東排斥在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澤東那一套,他推崇的卻是李德對俄國革命勝利經驗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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