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與哈裡相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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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裡?麥克費爾用300萬元收買了揚基棒球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默裡?巴特勒退休了;羅馬教皇新封了四個美國人當紅衣主教;丹佛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的報告說,有36%的美國人預料25年内美國又會再打仗,另外有23%則預料50年内會再打仗,但隻有20%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後一場世界大戰,這時談興就低沉了一些。

    這次民意測驗是在1945年末進行的,那時美國公衆還不知道美國和斯大林的關系已經不穩到怎樣程度。

     在那些年頭裡,在東區第七十幾街一帶舉行的宴會都是正規的,穿什麼衣服也不能随便。

    男的要打黑領帶,女的要穿晚禮服。

    客人們在鋪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

    主賓坐在男主人右邊,男女交錯着坐,旁邊那個不能是自己的配偶。

    按規矩,你和左右兩邊的客人講話應酬,都要一視同仁。

    最後喝完了酒,蠟燭将盡,男女才起座分開。

    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蘭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們則到樓上去,做她們在這種場合下要做的事情去。

    一般她們總會有些時間談談有特殊興趣的流行話題。

    比如說,耶魯大學的兒科專家阿諾德?格塞爾那本《生命的頭五年》,當時還很暢銷,在化妝室裡通常會引起議論。

    (還有兩本書《長袍》和《心情的平靜》更是暢銷,但在這些女客面前談及這兩本書,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殺。

    )那時女人們都愛把手袋、帽子和服裝配套,還愛把黑綢制的美人斑貼在臉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

    女人對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農莊裡的女人一樣非常感激。

    合成纖維的出現,使她們生活改變了,無論在曼哈頓或在艾奧瓦州都是如此。

    仆人幾乎已經絕迹,雇傭仆人的需要也同樣消失了。

    戰勝日本後不到一年,電器商店已出現了電力幹衣機。

    而且在40年代後期,主婦們每年買進22.5萬部自動洗碟機和75萬部垃圾處理機。

    1947年,冰凍鮮橙汁也上市了。

    當然,有些新玩意兒是荒唐的。

    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輕的工業設計師讓?奧蒂斯?賴内克領了一種電氣吉他的專利權,這種吉他可以把音調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

    人們議論說:畢竟,我們是個自由國家呀,我們知道,它有各種各樣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沒治。

     廣告行業将進入黃金時代。

    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弗雷德裡克?韋克曼1946年出版的《廣告商》)使麥迪遜大道的大名,變成家喻戶曉。

    可是,本來使廣告業發達起來的那些銷路很大的雜志,後來在各種宣傳行業中,卻競争不過,慘遭敗北。

    在戰時,雜志的出版人和汽車制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沒停。

    從珍珠港事件到戰争勝利這個期間,平均每種雜志都增加了25萬個訂戶。

    戰前,它們在國外頂多不過銷幾千本;現在美國被公認為西方頭頭,看這些雜志的歐洲人就有好幾十萬。

    在兩年之内,它們的廣告收入增加了1億美元。

    但即使在這全盛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

    約翰?費希爾在《哈潑斯》雜志中報道說:按照廣告商的調查,有文化的美國人越來越轉向那些面向某種特殊讀者的雜志,比如《遊艇》、《假日》、《紐約人》等等。

    至于一般讀者,都按捺不下心來。

    他們已不滿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勝的讀物。

    一旦公衆發現了電視,這些一度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志,好時光就指日可數了。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成了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但隻是話題而已,此外沒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賺錢生意。

    早期流行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錢又貴,為數也不多,而且也沒有什麼東西好看。

    但是從兩次體育節目的實況轉播,就可以看出電視的巨大潛力。

    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賽,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聯賽。

    在家裡看電視的人,比花50元買一張拳擊賽的前座票或一張揚基體育場的主看台票還看得更清楚。

    但是廣告商人還是猶豫不決,認為有電視機的家庭還為數太少,花大筆廣告費還劃不來,因為到1948年1月1日,全國才隻有17.2萬架電視機,電視廣播台也不超過20個。

    因此,無線電廣播行業還可以沾沾自喜。

    至于好萊塢就不是這樣了。

    電影業的巨頭們隻好向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巨商乞援,而這些公司的營業部主任就馬上在全國的廣告牌、地鐵和無軌電車廣告上大事宣傳:“為什麼今晚不去看場電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證:“電影比以前更好了!”但這并非事實,這套宣傳也沒有效果。

    而且有消息傳開來說平均每月有25萬戶在買電視機,這套宣傳就更行不通了。

    但看來這并沒有關系。

    戰後做廣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傳員是對難兄難弟,他們點金有術,魔法無邊,在戰時搞了五花八門的廣告,吹噓商品牌子,使新的織品、電器用具、新産的罐頭啤酒、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煙都銷路暢通。

    這些人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在底特律的新車展覽廳裡,或者在石油商和議會說客們當中,隻要開口發言,全場就會鴉雀無聲。

    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觀察敏銳著稱,當然要洗耳恭聽了。

    大家知道,民意測驗與操縱宣傳工具的技術還屬試驗階段,就像牛頓剛看見蘋果跌向地面、弗萊明在實驗室裡發現青黴素黴菌那樣,隻要再過一些時間,再過一些時間。

    它們是有無限前途的。

    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據厄普頓?辛克萊1934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的教訓,認為有朝一日,這些技術完備以後,還可以在競選總統時加以利用呢。

     這些廣告宣傳行業在促進戰後繁榮方面究竟具體地起了什麼作用,是無法确定的。

    但在戰争期中,影響卻是明顯擴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場方面。

    各種廣告和雜志文章,都把人們内在心理塑造出來,或者反複宣傳人們應該這般那樣。

    他們再而三地向士兵宣傳,他們就是為了他們愛吃的甜餡餅而去打仗。

    而他們鄰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發港口那些活動拖卡房子裡的新婚少婦,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伊變了多少,現在該是什麼樣子。

    當然她收到他一些來信,但信件顯然經過檢查,而且多數士兵會把真正重要的問題避而不談。

    于是她隻好從報攤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報刊文章看,而這些作者們倒是熱心非常,将她那位遠在天涯海角,而又歸期已近的親人的情況向她介紹。

     他們對她說這些士兵有個“重新适應”的問題,她最好有個思想準備。

    《婦女家庭雜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時見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麼?”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們都不厭其詳地分析,說這個喬伊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

    《家政》雜志勸導人們要耐心。

    “過了兩三個星期,他就不再會講個不停了,壓在心頭的往事也該過去了。

    如果他還是講完又講,還是情緒激動,那你最好找個精神分析專家看看。

    ”至于《美麗之家》雜志則認為解決之法很簡單明确。

    它登了一幅客廳圖片,那是給一位患過炮彈休克症的将軍設計的,并吹噓說:“家庭是最重要的複員中心,對所有士兵都是如此。

    ”還有一些入門的小冊子,教那些環境急劇變化的陸軍婦女服務隊和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隊員們,怎樣治好精神郁郁。

    它們勸父母們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們覺得意想不到的新鮮,并說“女兵們穿上了新的打褶襯衫,精神上就适應過來”。

    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大談其什麼精神錯亂的複員軍人到處亂闖的危險。

    有一條标題竟然說:“發瘋的複員軍人到處胡作非為。

    ” 這些胡說八道,通過比爾?莫爾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畫家,傳到國外部隊那裡。

    他們聽到這些加油添醋的報道或純屬捏造的謊言,都很生氣。

    1944年,就曾有人到處傳說,羅斯福夫人建議在巴拿馬設個收容站,讓回國部隊先在那裡隔離一個時期,學習在文明社會中怎樣過生活,然後讓他們回家,即使複員以後,還要戴上顯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規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們跟前這個人,可能就是強xx犯。

    前線的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的人。

    說他們一心想的就是發洩性欲,是不符事實的。

     但事實上他們确是如此。

     阿拉曼戰役結束,據說路透社有個記者問第八集團軍一個英國兵:“戰争結束以後,你第一件事是幹什麼?” “操我的老婆。

    ”那個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第二呢?” “把這雙他娘的平頭釘靴扔掉。

    ” 凡是軍隊差不多都是這樣。

    而且有史以來,戰士複員回家也都是如此。

    一旦牆上的蓓蒂?格拉布爾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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