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與哈裡相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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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美國一遇戰争，便出現紛紛的曆史百川彙于一的局面，這時全國各階層無不将這個鬥争看做一大整體，因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與其役，盡管也許是間接的。
但事過境遷，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揚镳，各行其是了。
曾記否，當年有過這麼一個星期：國務院同外國簽訂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有幾家企業合并，紐約大街上舉行火災水漬貨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競選美女，某青年主婦記得她這時鋪上了一塊名貴的東方地毯，世界棒球聯賽吸引着全美五千萬球迷。
對于研究美國總統動态的人來說，從戰勝日本到爆發朝鮮戰争這四年十個月零十日，實在是多事之秋。
這段時間，華盛頓總是在鬧着點什麼事兒，而又總是脫不了哈裡?杜魯門的幹系。
如某次他偶訪墨西哥，墨西哥總統陪他去參觀活火山，哈裡便說：“比起咱美國國内的，這算得了什麼!”當然，除此以外，其間也還有許多重大的事。
杜魯門看問題的角度的确不同凡響。
他是總統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誰不是隻顧操心國家前途的呢! 這兩次戰争中的間隙，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時代。
不錯，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響，轟炸機不飛，軍艦下錨停泊，海軍陸戰隊閑得在做俯卧撐運動。
對那些出生于蕭條時期、成長于烽火年代的人，這是一個過渡，一個喘息機會。
這段安甯的日子裡，一代醉心搖滾舞音樂的大學畢業生(此輩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躍而為美國各界的領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婦的懷抱中了。
“你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早上，埃爾斯佩思?羅斯托跟她丈夫說，“你們二次大戰的小軍官，現在可輪到你們當權了!” 後來約翰遜時代，華盛頓流行一句打趣的話，把首都說成是“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婆娘”。
這話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說戰後姻緣無非是此輩得意征途中一時的歧路失足，這也并不确切。
對于那些青年複員軍人和新嫁娘來說，40年代後期，何嘗不是他們燕爾歡愉、山盟海誓的好歲月，心靈的寶鼎中正燃着香氣袅繞的希望之煙呢!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把自己獻給對方，就是互贈定情物，不勝缱绻之樂；它像是為青春熱情所串連起來的絢麗多彩、萬花缭亂的電影鏡頭，流行樂曲若斷若續，聲、色、香、味變化無窮；又像是廁身第五大街的雙層公共汽車中，從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領後一瞥而過的窗外的廣告畫；它無非是買回塑料袋裡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裡的黃丸使之變為奶黃色；無非是自家調制塗牆的色粉，諸如此類的身邊瑣事；還有，兩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煙，又是何等樂趣；而再過十年，這種樂趣就要大為失色了。
結婚這事，還意味着讓同别的新夫婦玩猜謎遊戲；意味着像《好心與寶冠》劇中的阿曆克?基内斯一對那樣輕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個月買戰後第一批福特牌、雪佛蘭牌汽車，選購好洗快幹、挺刮漂亮的新式襯衣；意味着因她至今還把私房錢縫在大花裙裡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醫生那裡檢查後，你把她接出來在小飯館吃中飯時她說真的有喜了，于是兩人開懷慶祝起來；意味着觸及她初孕的Rx房而産生的神妙感；還有，周末躺在床上，你為她朗誦劇本《一個推銷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誦小說《1984年》而悚然；在電影裡看瑪麗?馬丁洗頭發，議論奎格船長這個讨厭人物，或者聽伊迪絲?皮亞夫和保羅?羅伯遜唱歌，用的是那個老式落地收音電唱機，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塊褪色的牆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産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機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産品33.3轉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紋唱片；然後下一年1月份又放勝利唱片公司新産品的45轉密紋唱片，然後又突然渴望聽聽老式的78轉唱片；婚後生活也意味着在“鄉村”夜總會消磨幾小時之後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兩家厮混，或是沿着阒無人影的第52大街溜達(皮特裡洛淘汰搖滾舞音樂，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萊斯皮的尖聲“進步的”爵士樂“博撲”開了道、奠定基礎，就是在這裡)。
燈火闌珊時，你在傑米?賴安夜總會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這時，社會上逐漸崇尚個性，講究趣味起來。
素不相識的男人在襪子上繡上花樣；把錢叫做“木拉”，向過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滾球，清晨3點鐘給朋友打個歌唱電報，讓那個送報人唱給他聽，在新婚夫婦的彈簧褥上縛些小銅鈴，然後在門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絕不要打仗，埃莉諾也絕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機天線紮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車的望後鏡上吊着一雙嬰兒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車洗得幹幹淨淨，彼此見面打招呼時說“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這樣的中國式英語，結了婚的少婦頭戴着卷發夾就去上市場，口裡老是嚼着口香糖；她們會把全家帶去看《吉普車上四女郎》和《硫黃島戰役》之類的電影，但絕對不看《維爾杜先生》，因為《行列》雜志揭露主角卻利?卓别林是個赤黨。
小家夥們現在已是十幾歲了(teenage這個詞最初出現在《紐約時報雜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裡)，越來越露頭角。
有些家庭不歡喜孩子們在外亂闖，還可以使他們循規蹈矩留在家裡。
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一書中寫道，人們還管她叫“‘那個杜魯門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對這種稱謂很讨厭。
”然而在白宮外面，這種“青年的力量”正在改變整個社會風氣，往往不是吵鬧過頭，就是趣味低級，使老一代的美國人嘟嘟囔囔。
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條闆加上溜冰鞋的輪子制成踏闆車，踏在上面溜着玩，樂此不倦。
這時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國自動選唱機已有50萬部，給它的主人們每年賺2.5億美元，不過都是鎳币。
這些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價值，歌詞也容易忘掉，但自動選唱機這種玩意卻很受歡迎。
青年人簡直是崇拜這種機器。
位于哈得孫河谷的一所名為斯卡巴勒的中學，有一班1947年的畢業班，就把一部自動選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學校，家長和教師帶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魯門執政那些年，美國開始不可挽回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
1941年聖誕節，氣候陰冷，丘吉爾到白宮做客，某日夜半，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名稱。
《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裡說，“聯合國這個新詞”已悄悄竄入世界詞彙中了。
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雜志的調查，美國選民隻有63%贊成美國加入國際組織。
到1944年3月，贊成的就有68%。
同年，在大學生中進行一次全面調查，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的，比例為50∶1。
薩姆納?韋爾斯也贊成這樣做，他寫了一本頗有說服力的書，名為《抉擇的時刻》，主張要組織一個世界政府。
每月一書協會把它推薦出來，作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銷售了近50萬冊。
阿肯色州衆議員富布賴特建議，支持“創立一個适當的國際機構，使之擁有适當權力，以确保和維持各國間的公正與持久和平……而美利堅合衆國亦應參與這種機構”。
這個議案以360∶20在衆院通過。
到了參院，這個議案亦得到兩黨一緻支持。
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舊金山市和南達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紐約市競争，要把聯合國設在自己市内，并免稅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
隻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洶洶然投了反對票，不歡迎這個新的世界組織到那裡去，但有人認為這是由于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反對他寫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發洩一下怨氣。
參議員阿瑟?範登堡在他的華德曼公園現在叫謝拉頓公園。
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轉彎的街角。
現仍是一些著名議員的住宅區。
寓所認真思考了幾個月，終于改變看法，認為隻有通過國際相互依存，這個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
對他來說，這是個曆史性的轉變。
戰時他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室躲空襲，德國飛彈騰空而來，震撼大地，他對他的陪同人員說：“人類有了這樣的武器，怎麼還談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範登堡打破了黨内孤立派的頑抗，他對鴉雀無聲的參院發言說：“我一向公開表示，認為要依
但事過境遷，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揚镳，各行其是了。
曾記否，當年有過這麼一個星期：國務院同外國簽訂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有幾家企業合并，紐約大街上舉行火災水漬貨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競選美女，某青年主婦記得她這時鋪上了一塊名貴的東方地毯，世界棒球聯賽吸引着全美五千萬球迷。
對于研究美國總統動态的人來說，從戰勝日本到爆發朝鮮戰争這四年十個月零十日，實在是多事之秋。
這段時間，華盛頓總是在鬧着點什麼事兒，而又總是脫不了哈裡?杜魯門的幹系。
如某次他偶訪墨西哥，墨西哥總統陪他去參觀活火山，哈裡便說：“比起咱美國國内的，這算得了什麼!”當然，除此以外，其間也還有許多重大的事。
杜魯門看問題的角度的确不同凡響。
他是總統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誰不是隻顧操心國家前途的呢! 這兩次戰争中的間隙，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時代。
不錯，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響，轟炸機不飛，軍艦下錨停泊，海軍陸戰隊閑得在做俯卧撐運動。
對那些出生于蕭條時期、成長于烽火年代的人，這是一個過渡，一個喘息機會。
這段安甯的日子裡，一代醉心搖滾舞音樂的大學畢業生(此輩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躍而為美國各界的領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婦的懷抱中了。
“你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早上，埃爾斯佩思?羅斯托跟她丈夫說，“你們二次大戰的小軍官，現在可輪到你們當權了!” 後來約翰遜時代，華盛頓流行一句打趣的話，把首都說成是“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婆娘”。
這話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說戰後姻緣無非是此輩得意征途中一時的歧路失足，這也并不确切。
對于那些青年複員軍人和新嫁娘來說，40年代後期，何嘗不是他們燕爾歡愉、山盟海誓的好歲月，心靈的寶鼎中正燃着香氣袅繞的希望之煙呢!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把自己獻給對方，就是互贈定情物，不勝缱绻之樂；它像是為青春熱情所串連起來的絢麗多彩、萬花缭亂的電影鏡頭，流行樂曲若斷若續，聲、色、香、味變化無窮；又像是廁身第五大街的雙層公共汽車中，從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領後一瞥而過的窗外的廣告畫；它無非是買回塑料袋裡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裡的黃丸使之變為奶黃色；無非是自家調制塗牆的色粉，諸如此類的身邊瑣事；還有，兩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煙，又是何等樂趣；而再過十年，這種樂趣就要大為失色了。
結婚這事，還意味着讓同别的新夫婦玩猜謎遊戲；意味着像《好心與寶冠》劇中的阿曆克?基内斯一對那樣輕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個月買戰後第一批福特牌、雪佛蘭牌汽車，選購好洗快幹、挺刮漂亮的新式襯衣；意味着因她至今還把私房錢縫在大花裙裡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醫生那裡檢查後，你把她接出來在小飯館吃中飯時她說真的有喜了，于是兩人開懷慶祝起來；意味着觸及她初孕的Rx房而産生的神妙感；還有，周末躺在床上，你為她朗誦劇本《一個推銷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誦小說《1984年》而悚然；在電影裡看瑪麗?馬丁洗頭發，議論奎格船長這個讨厭人物，或者聽伊迪絲?皮亞夫和保羅?羅伯遜唱歌，用的是那個老式落地收音電唱機，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塊褪色的牆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産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機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産品33.3轉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紋唱片；然後下一年1月份又放勝利唱片公司新産品的45轉密紋唱片，然後又突然渴望聽聽老式的78轉唱片；婚後生活也意味着在“鄉村”夜總會消磨幾小時之後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兩家厮混，或是沿着阒無人影的第52大街溜達(皮特裡洛淘汰搖滾舞音樂，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萊斯皮的尖聲“進步的”爵士樂“博撲”開了道、奠定基礎，就是在這裡)。
燈火闌珊時，你在傑米?賴安夜總會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這時，社會上逐漸崇尚個性，講究趣味起來。
素不相識的男人在襪子上繡上花樣；把錢叫做“木拉”，向過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滾球，清晨3點鐘給朋友打個歌唱電報，讓那個送報人唱給他聽，在新婚夫婦的彈簧褥上縛些小銅鈴，然後在門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絕不要打仗，埃莉諾也絕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機天線紮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車的望後鏡上吊着一雙嬰兒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車洗得幹幹淨淨，彼此見面打招呼時說“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這樣的中國式英語，結了婚的少婦頭戴着卷發夾就去上市場，口裡老是嚼着口香糖；她們會把全家帶去看《吉普車上四女郎》和《硫黃島戰役》之類的電影，但絕對不看《維爾杜先生》，因為《行列》雜志揭露主角卻利?卓别林是個赤黨。
小家夥們現在已是十幾歲了(teenage這個詞最初出現在《紐約時報雜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裡)，越來越露頭角。
有些家庭不歡喜孩子們在外亂闖，還可以使他們循規蹈矩留在家裡。
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一書中寫道，人們還管她叫“‘那個杜魯門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對這種稱謂很讨厭。
”然而在白宮外面，這種“青年的力量”正在改變整個社會風氣，往往不是吵鬧過頭，就是趣味低級，使老一代的美國人嘟嘟囔囔。
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條闆加上溜冰鞋的輪子制成踏闆車，踏在上面溜着玩，樂此不倦。
這時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國自動選唱機已有50萬部，給它的主人們每年賺2.5億美元，不過都是鎳币。
這些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價值，歌詞也容易忘掉，但自動選唱機這種玩意卻很受歡迎。
青年人簡直是崇拜這種機器。
位于哈得孫河谷的一所名為斯卡巴勒的中學，有一班1947年的畢業班，就把一部自動選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學校，家長和教師帶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魯門執政那些年，美國開始不可挽回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
1941年聖誕節，氣候陰冷，丘吉爾到白宮做客，某日夜半，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名稱。
《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裡說，“聯合國這個新詞”已悄悄竄入世界詞彙中了。
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雜志的調查，美國選民隻有63%贊成美國加入國際組織。
到1944年3月，贊成的就有68%。
同年，在大學生中進行一次全面調查，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的，比例為50∶1。
薩姆納?韋爾斯也贊成這樣做，他寫了一本頗有說服力的書，名為《抉擇的時刻》，主張要組織一個世界政府。
每月一書協會把它推薦出來，作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銷售了近50萬冊。
阿肯色州衆議員富布賴特建議，支持“創立一個适當的國際機構，使之擁有适當權力，以确保和維持各國間的公正與持久和平……而美利堅合衆國亦應參與這種機構”。
這個議案以360∶20在衆院通過。
到了參院，這個議案亦得到兩黨一緻支持。
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舊金山市和南達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紐約市競争，要把聯合國設在自己市内，并免稅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
隻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洶洶然投了反對票，不歡迎這個新的世界組織到那裡去，但有人認為這是由于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反對他寫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發洩一下怨氣。
參議員阿瑟?範登堡在他的華德曼公園現在叫謝拉頓公園。
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轉彎的街角。
現仍是一些著名議員的住宅區。
寓所認真思考了幾個月，終于改變看法，認為隻有通過國際相互依存，這個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
對他來說，這是個曆史性的轉變。
戰時他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室躲空襲，德國飛彈騰空而來，震撼大地，他對他的陪同人員說：“人類有了這樣的武器，怎麼還談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範登堡打破了黨内孤立派的頑抗，他對鴉雀無聲的參院發言說：“我一向公開表示，認為要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