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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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國民黨軍隊攻克張家口，蔣介石不再顧慮共産黨與民主同盟的反對以及美方的壓力，拒絕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和平絕望。
翌年初，馬歇爾離華并正式宣告調停失敗，中共駐京、滬、渝聯絡工作小組全部撤回延安，國共完全決裂。
決裂之初，蔣介石滿懷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異己，視為共産黨或共黨同路人而鏟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戰速決。
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軍事會議上已經宣布，五個月之内就可擊潰共軍，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更認為隻需三至五個月，這樣說五個月還是最長的時限。
這種信心與樂觀并不完全是憑空的主觀論定，而是根據錯誤的情報，誤以為中共呼籲和平，顯示在軍事上“不堪一擊”。
攻克張家口之後更判斷“共黨主力已被擊潰”。
特務鄭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黨政小組會議上宣稱：“共黨戰鬥力甚差，組織力亦不如前。
共軍向我投誠者日衆，共黨内部亦常有我人潛伏，如能再将冀、魯平原收複，則共黨無可為矣。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五二，另參閱頁五七九、六二三）事實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決裂前的談談打打，國民黨從共産黨手中奪回不下百餘城市，似乎證實共軍的确“不堪一擊”。
據此，我們才可明白為什麼蔣介石不怕決裂，甚至積極求戰?選 蔣介石在高度樂觀下，增加軍人待遇，以鼓舞士氣，很想打幾個大勝仗，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進攻戰略，如餓虎撲羊之勢，奪取十七餘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占領一百六十餘座城市，但是并沒有捕捉到共軍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鈞之力，撲了一個空，占領的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上的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于收複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共軍攻克擊毀（見蔣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訂本），益發加重了負擔與消耗，而預期要打通自東北、華北到華東的鐵路幹線，也無法完成，而兵力耗損甚巨。
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進攻顯然無法持續，蔣介石以“國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長”，發布對中共讨伐令，其實在戰略上已自“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矣。
蔣介石“重點進攻”的重點有二：山東（軍事重點）與陝北（政治重點）。
在陝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萬人于三月十三日分兵兩路進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
國民黨聲稱擊潰共軍十萬，但美方情報顯示，共軍早已撤離。
（見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７９—１８０）蔣馳電胡宗南慶賀，有謂：“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
”但毛澤東及其中央已遠走陝北山區，胡宗南追擊不到，也捕捉不到二萬餘衆的陝北共軍，然在追擊之中不斷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又收複了延安。
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于宣傳。
蔣介石率領大批中外記者親臨赤都延安，慶祝勝利，報章騰傳，甚至以假冒共軍俘虜與記者談話，以收宣傳之效。
自欺欺人的西洋鏡終會拆穿，占據土地而不能殲敵主力，最後土地還得易手讓人。
在山東，蔣派湯恩伯等三個兵團二十五萬餘人，強勢進攻，拟殲敵于沂蒙與膠東兩地區，未能得逞。
而共軍在粟裕指揮下，竟敢主動出擊全副美械裝備精良的整編七十四師，并在五月十四日殲之于孟良崮，師長張靈甫陣亡。
整編七十四師具有一個軍的實力，為最精銳的國民黨主力之一，毀于一旦，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欣然賦詩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師無地逃?選”（見《陳毅詩詞選集》，頁一二八）足令蔣介石震驚。
震驚之餘，得了些什麼教訓呢？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講《對于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曾談到孟良崮之役。
蔣介石說： 講到這裡，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訓告訴大家，這，就是第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鬥的經過。
七十四師這次在魯中攻擊匪軍根據地坦埠，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發現敵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圍，于是全師撤退到距蒙陰三十裡的一個山地——孟良崮。
當時全師有六團兵力，如果師、旅、團長平時有高深的戰術修養，能夠選擇适當的地形，配置兵力，構成周密的火網，則不論敵人兵力如何雄厚，絕不能在一天之内解決我們。
但當時該師不守山口，隻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因此敵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軍的傷亡更大，以緻整個失敗。
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此外聽說該師此次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間，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的時候，曾經收編了三千俘虜。
後來該師師長張靈甫來見我時，我曾當面警告他：“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一定要送到後方收容。
”他說：“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并不是拿來補充戰鬥兵，隻是做雜役兵，想必沒有關系。
”我說：“做雜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後方。
”我當時以為他照辦了，哪知他并沒有做到，此次該師和匪軍作戰，一遇到猛烈炮火，陣地就生混亂，聽說有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
由此可見，我們高級将領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軍的生命。
張師長在平時本是最忠實，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領，但因為一時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慘敗，這是大家應該時刻記住，作為殷鑒的。
蔣介石這裡說張靈甫是“一時的疏忽”，被若幹俘虜來的雜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慘敗，根本是自欺欺人，沒有常識的話，絕不可信。
身與孟良崮之役的陳左弧在給李敖的信中指出，蔣介石這一段話多與事實不合。
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涼季節，陳氏記得“張靈甫帶着幕僚們騎着馬上前線督戰時，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
陳氏也記得七十四師自南京北上參戰後，一直到全軍覆滅，張靈甫既未離開部隊，蔣亦未來視察，所謂“當面警告”，實系子虛。
陳氏懷疑“蔣先生說了謊話，以炫示他的高瞻遠矚，察察為明”。
關于俘虜，當時國民黨并無統一規定，故任由部隊處理。
至于蔣“聽說”孟良崮戰役中，“有雜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虜）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陳在軍中全無所聞，他所見到的俘虜兵都是“照常戰鬥”并未發生意外。
他懷疑是“湯恩伯等高級指揮官以及七十四師所屬少數幾個僥幸兔脫沒有被俘的團長們所捏造出來的鬼話”，意在推卸自己指揮無方、作戰不力的罪責。
（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三集》，頁二八二至二八六）這種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慘敗的教訓。
蔣介石在上述演講後十三天，又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國軍将領的恥辱和自反》，又談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鑒于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将領，對于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确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将領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
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隻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于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緻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
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兇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于消滅的道理。
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并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蔣介石這裡說孟良崮之役是“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才打了敗仗，又把
翌年初，馬歇爾離華并正式宣告調停失敗，中共駐京、滬、渝聯絡工作小組全部撤回延安，國共完全決裂。
決裂之初，蔣介石滿懷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異己，視為共産黨或共黨同路人而鏟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戰速決。
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軍事會議上已經宣布，五個月之内就可擊潰共軍，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更認為隻需三至五個月，這樣說五個月還是最長的時限。
這種信心與樂觀并不完全是憑空的主觀論定，而是根據錯誤的情報，誤以為中共呼籲和平，顯示在軍事上“不堪一擊”。
攻克張家口之後更判斷“共黨主力已被擊潰”。
特務鄭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黨政小組會議上宣稱：“共黨戰鬥力甚差，組織力亦不如前。
共軍向我投誠者日衆，共黨内部亦常有我人潛伏，如能再将冀、魯平原收複，則共黨無可為矣。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五二，另參閱頁五七九、六二三）事實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決裂前的談談打打，國民黨從共産黨手中奪回不下百餘城市，似乎證實共軍的确“不堪一擊”。
據此，我們才可明白為什麼蔣介石不怕決裂，甚至積極求戰?選 蔣介石在高度樂觀下，增加軍人待遇，以鼓舞士氣，很想打幾個大勝仗，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進攻戰略，如餓虎撲羊之勢，奪取十七餘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占領一百六十餘座城市，但是并沒有捕捉到共軍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鈞之力，撲了一個空，占領的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上的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于收複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共軍攻克擊毀（見蔣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訂本），益發加重了負擔與消耗，而預期要打通自東北、華北到華東的鐵路幹線，也無法完成，而兵力耗損甚巨。
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進攻顯然無法持續，蔣介石以“國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長”，發布對中共讨伐令，其實在戰略上已自“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矣。
蔣介石“重點進攻”的重點有二：山東（軍事重點）與陝北（政治重點）。
在陝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萬人于三月十三日分兵兩路進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
國民黨聲稱擊潰共軍十萬，但美方情報顯示，共軍早已撤離。
（見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７９—１８０）蔣馳電胡宗南慶賀，有謂：“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
”但毛澤東及其中央已遠走陝北山區，胡宗南追擊不到，也捕捉不到二萬餘衆的陝北共軍，然在追擊之中不斷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又收複了延安。
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于宣傳。
蔣介石率領大批中外記者親臨赤都延安，慶祝勝利，報章騰傳，甚至以假冒共軍俘虜與記者談話，以收宣傳之效。
自欺欺人的西洋鏡終會拆穿，占據土地而不能殲敵主力，最後土地還得易手讓人。
在山東，蔣派湯恩伯等三個兵團二十五萬餘人，強勢進攻，拟殲敵于沂蒙與膠東兩地區，未能得逞。
而共軍在粟裕指揮下，竟敢主動出擊全副美械裝備精良的整編七十四師，并在五月十四日殲之于孟良崮，師長張靈甫陣亡。
整編七十四師具有一個軍的實力，為最精銳的國民黨主力之一，毀于一旦，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欣然賦詩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師無地逃?選”（見《陳毅詩詞選集》，頁一二八）足令蔣介石震驚。
震驚之餘，得了些什麼教訓呢？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講《對于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曾談到孟良崮之役。
蔣介石說： 講到這裡，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訓告訴大家，這，就是第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鬥的經過。
七十四師這次在魯中攻擊匪軍根據地坦埠，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發現敵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圍，于是全師撤退到距蒙陰三十裡的一個山地——孟良崮。
當時全師有六團兵力，如果師、旅、團長平時有高深的戰術修養，能夠選擇适當的地形，配置兵力，構成周密的火網，則不論敵人兵力如何雄厚，絕不能在一天之内解決我們。
但當時該師不守山口，隻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因此敵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軍的傷亡更大，以緻整個失敗。
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此外聽說該師此次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間，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的時候，曾經收編了三千俘虜。
後來該師師長張靈甫來見我時，我曾當面警告他：“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一定要送到後方收容。
”他說：“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并不是拿來補充戰鬥兵，隻是做雜役兵，想必沒有關系。
”我說：“做雜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後方。
”我當時以為他照辦了，哪知他并沒有做到，此次該師和匪軍作戰，一遇到猛烈炮火，陣地就生混亂，聽說有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
由此可見，我們高級将領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軍的生命。
張師長在平時本是最忠實，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領，但因為一時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慘敗，這是大家應該時刻記住，作為殷鑒的。
蔣介石這裡說張靈甫是“一時的疏忽”，被若幹俘虜來的雜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慘敗，根本是自欺欺人，沒有常識的話，絕不可信。
身與孟良崮之役的陳左弧在給李敖的信中指出，蔣介石這一段話多與事實不合。
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涼季節，陳氏記得“張靈甫帶着幕僚們騎着馬上前線督戰時，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
陳氏也記得七十四師自南京北上參戰後，一直到全軍覆滅，張靈甫既未離開部隊，蔣亦未來視察，所謂“當面警告”，實系子虛。
陳氏懷疑“蔣先生說了謊話，以炫示他的高瞻遠矚，察察為明”。
關于俘虜，當時國民黨并無統一規定，故任由部隊處理。
至于蔣“聽說”孟良崮戰役中，“有雜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虜）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陳在軍中全無所聞，他所見到的俘虜兵都是“照常戰鬥”并未發生意外。
他懷疑是“湯恩伯等高級指揮官以及七十四師所屬少數幾個僥幸兔脫沒有被俘的團長們所捏造出來的鬼話”，意在推卸自己指揮無方、作戰不力的罪責。
（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三集》，頁二八二至二八六）這種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慘敗的教訓。
蔣介石在上述演講後十三天，又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國軍将領的恥辱和自反》，又談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鑒于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将領，對于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确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将領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
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隻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于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緻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
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兇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于消滅的道理。
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并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蔣介石這裡說孟良崮之役是“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才打了敗仗，又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