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粵海波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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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邦制才能解決，不能迷信武力統一，武力統一隻能造成中國的更形糜爛、更形衰弱。
他認為孫中山與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的自治，廣東站穩了，再徐圖其他。
這種政見當然不合孫中山的脾胃。
…… 孫、陳意見相左，卻給蔣介石制造大好機會。
一九二二年三月……蔣介石更乘機大力主張讨伐陳炯明。
……陳炯明當然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就死，隻好辭職求去。
孫、陳既已交惡，在《國父年譜》(增訂本)四月二十日條下，更見明顯： 先生以炯明拒不來晤，乃下令準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暨廣東省長職，仍任以陸軍部長。
令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
尋即令諸軍前進肇慶，直向三水。
是晚陳炯明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親信部隊悉退出廣州，布防于石龍、虎門等處。
蔣中正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建議北伐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内患，再圖中原。
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
先生以陳叛迹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并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且奉直戰争方熾，不可失此良機。
若按兵不動，則與擁兵自衛者何異？遂未納。
這裡明說蔣介石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可見蓄謀之堅。
當時孫中山“以陳叛迹未彰”，又專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機”，所以反對“先清内患，再圖中原”。
蔣介石大不高興，于四月二十三日“決計辭歸”。
他在這天還寫了一封信于“輪次”，收件人是陳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贛，以緻内部紛糾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誤之咎。
然當時以為反對過甚，竟無從中維持之策，故不能不順從一時，以為權宜之變，萬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
中正罪過，誠萬死不能贖矣!(《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八十四至八十五) 這信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被竄改，上面這些原文，全不見了。
對照起《國父年譜》(增訂本)中他“主張讨伐陳炯明”、“消滅陳部”的勇于内鬥作風，這封信的寫出，頗耐人尋味。
蔣介石在信中後段說：“無論其結果如何，必緻兩敗俱傷，否則敗者自喪元氣，徒墜令名，即勝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殘殺同志之口實，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較諸敗者更烈也。
吾公如欲滅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蔣介石怪陳炯明辭職不對，應該“再出”，但是陳炯明怎麼“再出”呢？實際上，他是被孫中山免職了！ 雖然陳炯明實際上被免職，表面上卻是準他辭職的。
孫中山複葉舉等述準陳炯明辭職電文中卻說“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雲雲，并說：“文與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回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
”(《國父全集》第三冊)漂亮的通電實不能掩蓋重重的内幕。
到了五月八日，問題來了。
陳炯明的手下葉舉等幹脆要求恢複陳氏原職。
孫中山六月一日回廣州，同月十六日，發生了史冊上所謂的“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的事件。
其實這個六一六事件是孫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氣彈”相恐吓與威脅而引發的。
(參閱陳定炎、高宗魯《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載《傳記文學》第三八一期，頁一三○至一三一)孫中山稱之為“叛變”，但陳炯明稱之為“釀變”，胡适稱之為“革命”，明言：“孫文與陳炯明的沖突是一種主張上的沖突！”(胡适《這一周》，載《努力周報》)陳炯明不相讓，表示他對孫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導緻孫中山與陳炯明公開的、全面的決裂，也給蔣介石制造了良機。
蔣介石一開始就嫉恨陳炯明，現在變成了知道陳是壞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滬奔粵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并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來宣傳自己，并刻意惡化孫陳關系，經過一次又一次扭曲，蔣介石竟成為孫中山唯一的親密戰友，與孫共患難的惟一同志，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人造勢。
如董顯光《蔣總統傳》說到此事，有謂： 在這炮艦(永豐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
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做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
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唯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次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做實際的判斷。
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為重要。
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為中國的主要人物，并以其聲譽遍于全球。
(頁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曆史就裡的人，看了這段文字，腦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的圖畫，圖畫中有名有姓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隻有“敵人”陳炯明，至于其他人，顯然都不足道矣! 《蔣總統傳》中說“國父和他的親信随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閉的痛苦”，所謂五十六日，事實上蔣介石是除外的。
因為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是六月十六日，孫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點逃走的，最後轉登永豐艦。
在永豐艦上和他共患難的，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陳策、熊秉坤、馬伯麟、謝心準、楊虎、楊熙績、周仲良、陳群、陳煊、馬湘、黃惠龍。
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至艦，同任守衛。
總理則命馬湘往香港籌集軍饷，餘因令湘親至海員聯義社(此為革命海員團體之有最長曆史者)，召集聯義同志，潛來永豐。
不數日，聯義同志之報到者，有數十人，患難中有此兩種老同志，共任保衛，殊覺可喜。
”照黃惠龍回憶，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無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和“海員聯義社”同志數十人，再加上永豐艦上艦長歐陽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難的人數已極可觀。
另照陳肇英《八十自述》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晉谒”；另照宋淵源《閩省參加革命經曆紀要》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谒見”……足見在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馬去衛護孫中山了。
當然，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偉大的女性——宋慶齡。
《宋慶齡自傳及其言論》中透露她“終于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
那時候的蔣介石，人還在浙江家裡呢! 孫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豐艦，第二天蔣介石在甯波接到汪精衛從上海拍來的電報：“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同一天又收到孫中山拍來的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但蔣介石并沒有“速來”，經過好幾天考慮和準備，才于六月二十五日從上海取道廣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豐侍從孫中山，已經姗姗來遲。
孫中山在八月九日離永豐艦，照沈雲龍所說，“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滬奔粵與共患難之蔣中正離艦”(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沒有别人似的!事實上，當時離艦的不止孫中山蔣介石二人。
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明說孫中山離艦時，“一齊離去”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陳策、陳煊、陳群和黃惠龍自己。
沈雲龍明知故隐，有曲筆之嫌。
然而居然還有更加曲筆的，在蔣介石九九冥誕時，台北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頁的《蔣介石傳》，其中“陳炯明叛變”一節，竟說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在現場救孫中山，這簡直是更荒唐的捏造曆史了!(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蔣介石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 不過，這次“共患難”确實加重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分量。
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處而生的情誼外，蔣介石一直講陳炯明的壞話，而今陳果然是“壞人”，使蔣介石的“私心”，在孫中山眼裡變成“遠見”。
再者，陳炯明翻臉之後，孫中山又沒了槍杆子；身邊的軍人更無特别出色者，蔣介石自然成為孫陣前的廖化。
孫中山為蔣介石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有雲：“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将士共死生。
”當然要比蔣母死後的谀墓之辭，所謂“昂昂千裡之資”雲雲，要真實得多了。
然而，盡管如此，毫無迹象顯示，孫中山已把蔣介石視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
事實上，孫中山始終視蔣為軍人，即使在軍人中，蔣的地位尚在許崇智之下，而蔣在孫去世之前的職務與活動亦限于軍事，無論黨與政，尚無一席之地。
這也許是蔣于“六一六事件”之後仍有六次出走紀錄的緣故吧!我們可以斷言，孫中山至死不知道蔣介石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更不會知道這個軍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
他認為孫中山與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的自治，廣東站穩了，再徐圖其他。
這種政見當然不合孫中山的脾胃。
…… 孫、陳意見相左，卻給蔣介石制造大好機會。
一九二二年三月……蔣介石更乘機大力主張讨伐陳炯明。
……陳炯明當然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就死，隻好辭職求去。
孫、陳既已交惡，在《國父年譜》(增訂本)四月二十日條下，更見明顯： 先生以炯明拒不來晤，乃下令準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暨廣東省長職，仍任以陸軍部長。
令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
尋即令諸軍前進肇慶，直向三水。
是晚陳炯明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親信部隊悉退出廣州，布防于石龍、虎門等處。
蔣中正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建議北伐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内患，再圖中原。
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
先生以陳叛迹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并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且奉直戰争方熾，不可失此良機。
若按兵不動，則與擁兵自衛者何異？遂未納。
這裡明說蔣介石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可見蓄謀之堅。
當時孫中山“以陳叛迹未彰”，又專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機”，所以反對“先清内患，再圖中原”。
蔣介石大不高興，于四月二十三日“決計辭歸”。
他在這天還寫了一封信于“輪次”，收件人是陳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贛，以緻内部紛糾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誤之咎。
然當時以為反對過甚，竟無從中維持之策，故不能不順從一時，以為權宜之變，萬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
中正罪過，誠萬死不能贖矣!(《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八十四至八十五) 這信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被竄改，上面這些原文，全不見了。
對照起《國父年譜》(增訂本)中他“主張讨伐陳炯明”、“消滅陳部”的勇于内鬥作風，這封信的寫出，頗耐人尋味。
蔣介石在信中後段說：“無論其結果如何，必緻兩敗俱傷，否則敗者自喪元氣，徒墜令名，即勝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殘殺同志之口實，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較諸敗者更烈也。
吾公如欲滅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蔣介石怪陳炯明辭職不對，應該“再出”，但是陳炯明怎麼“再出”呢？實際上，他是被孫中山免職了！ 雖然陳炯明實際上被免職，表面上卻是準他辭職的。
孫中山複葉舉等述準陳炯明辭職電文中卻說“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雲雲，并說：“文與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回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
”(《國父全集》第三冊)漂亮的通電實不能掩蓋重重的内幕。
到了五月八日，問題來了。
陳炯明的手下葉舉等幹脆要求恢複陳氏原職。
孫中山六月一日回廣州，同月十六日，發生了史冊上所謂的“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的事件。
其實這個六一六事件是孫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氣彈”相恐吓與威脅而引發的。
(參閱陳定炎、高宗魯《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載《傳記文學》第三八一期，頁一三○至一三一)孫中山稱之為“叛變”，但陳炯明稱之為“釀變”，胡适稱之為“革命”，明言：“孫文與陳炯明的沖突是一種主張上的沖突！”(胡适《這一周》，載《努力周報》)陳炯明不相讓，表示他對孫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導緻孫中山與陳炯明公開的、全面的決裂，也給蔣介石制造了良機。
蔣介石一開始就嫉恨陳炯明，現在變成了知道陳是壞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滬奔粵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并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來宣傳自己，并刻意惡化孫陳關系，經過一次又一次扭曲，蔣介石竟成為孫中山唯一的親密戰友，與孫共患難的惟一同志，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人造勢。
如董顯光《蔣總統傳》說到此事，有謂： 在這炮艦(永豐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
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做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
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唯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次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做實際的判斷。
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為重要。
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為中國的主要人物，并以其聲譽遍于全球。
(頁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曆史就裡的人，看了這段文字，腦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的圖畫，圖畫中有名有姓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隻有“敵人”陳炯明，至于其他人，顯然都不足道矣! 《蔣總統傳》中說“國父和他的親信随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閉的痛苦”，所謂五十六日，事實上蔣介石是除外的。
因為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是六月十六日，孫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點逃走的，最後轉登永豐艦。
在永豐艦上和他共患難的，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陳策、熊秉坤、馬伯麟、謝心準、楊虎、楊熙績、周仲良、陳群、陳煊、馬湘、黃惠龍。
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至艦，同任守衛。
總理則命馬湘往香港籌集軍饷，餘因令湘親至海員聯義社(此為革命海員團體之有最長曆史者)，召集聯義同志，潛來永豐。
不數日，聯義同志之報到者，有數十人，患難中有此兩種老同志，共任保衛，殊覺可喜。
”照黃惠龍回憶，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無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和“海員聯義社”同志數十人，再加上永豐艦上艦長歐陽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難的人數已極可觀。
另照陳肇英《八十自述》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晉谒”；另照宋淵源《閩省參加革命經曆紀要》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谒見”……足見在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馬去衛護孫中山了。
當然，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偉大的女性——宋慶齡。
《宋慶齡自傳及其言論》中透露她“終于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
那時候的蔣介石，人還在浙江家裡呢! 孫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豐艦，第二天蔣介石在甯波接到汪精衛從上海拍來的電報：“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同一天又收到孫中山拍來的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但蔣介石并沒有“速來”，經過好幾天考慮和準備，才于六月二十五日從上海取道廣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豐侍從孫中山，已經姗姗來遲。
孫中山在八月九日離永豐艦，照沈雲龍所說，“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滬奔粵與共患難之蔣中正離艦”(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沒有别人似的!事實上，當時離艦的不止孫中山蔣介石二人。
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明說孫中山離艦時，“一齊離去”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陳策、陳煊、陳群和黃惠龍自己。
沈雲龍明知故隐，有曲筆之嫌。
然而居然還有更加曲筆的，在蔣介石九九冥誕時，台北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頁的《蔣介石傳》，其中“陳炯明叛變”一節，竟說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在現場救孫中山，這簡直是更荒唐的捏造曆史了!(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蔣介石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 不過，這次“共患難”确實加重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分量。
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處而生的情誼外，蔣介石一直講陳炯明的壞話，而今陳果然是“壞人”，使蔣介石的“私心”，在孫中山眼裡變成“遠見”。
再者，陳炯明翻臉之後，孫中山又沒了槍杆子；身邊的軍人更無特别出色者，蔣介石自然成為孫陣前的廖化。
孫中山為蔣介石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有雲：“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将士共死生。
”當然要比蔣母死後的谀墓之辭，所謂“昂昂千裡之資”雲雲，要真實得多了。
然而，盡管如此，毫無迹象顯示，孫中山已把蔣介石視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
事實上，孫中山始終視蔣為軍人，即使在軍人中，蔣的地位尚在許崇智之下，而蔣在孫去世之前的職務與活動亦限于軍事，無論黨與政，尚無一席之地。
這也許是蔣于“六一六事件”之後仍有六次出走紀錄的緣故吧!我們可以斷言，孫中山至死不知道蔣介石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更不會知道這個軍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