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唐代初年的玄武門之變一直是小說和影視作品的演繹對象，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一段始終籠罩在迷霧中的曆史。

    目前可查的有關記載主要來自于《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然而這三部書對于這一事件的描寫均太過簡略，因此而産生的諸多政治懸疑就給玄武門之變塗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按照慣例，曆代皇帝不能調閱記錄自己言行的《起居注》，而唐太宗卻偏偏打破了這個慣例，做為一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帝王，他這一行為本身符合其性格特征，然而卻不可避免地給後世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極大難題。

    至少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就很清楚他所依據的《太宗文皇帝實錄》當中關于玄武門之變的部分并不全部可信，然而李世民畢竟是開創了貞觀之治的一代明君，也是曆代王朝和帝王所讴歌效仿的對象。

    因此經過一千四百年時光的沖刷洗滌之後，武德九年六月長安所發生的這場流血政變的真相早已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了。

     仔細推敲的話，史書上所描寫的此次事變過程當中存在許多疑點。

    所謂疑點，就是指一般被認為史書描述中不盡合理的地方。

    比如說，按照史書描寫，李世民直至最後一刻才在下屬的勸說甚至脅迫下下定決心拼死一播，然而其進入宮城伏兵臨湖殿直至擊殺建成和元吉的行動都順利之極，中間似乎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根據《常何碑》的記載，李世民推薦常何出任禁軍統領駐守玄武門是在武德七年楊文幹事件前後，或許當時李世民還并沒有決定以政變模式登上皇位，但是很難想象他的這一舉動是無意為之。

    另外，在政變發生當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個兒子全部被殺死，一個都沒有逃脫，這一點是相當令人震驚的，因為根據記載，當時李世民手中兵力遠少于宮府軍，在沒有事先周密部署的情況下，有那麼一兩個漏網之魚是相當正常的。

    十個皇孫之中隻要逃出那麼一兩個去，就會給李世民的善後造成極大麻煩，然而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