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将士傳奇（上） 第06章 矢志不移，“許世友杯酒釋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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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哭倒在地，被戰友扶起，送回病床。
他們簡直無法相信這已是事實的噩耗，才短短四個來月，他們兩萬多來自鄂豫皖，來自川陝，英勇善戰，情同手足的戰友，就這麼一去無回，戰死黃沙。
他們一遍遍地回憶所熟悉的戰友的音容笑貌，呼喚戰友的姓名。
接着又是大哭。
哭得林彪都無法控制全場秩序，隻好宣布暫時散會。
許世友是哭得肝膽俱碎，不能自持，根本無法行走，他是被戰友們攙扶着回到許世友住處的。
整整一天，水米不進，隻是思念戰友。
思念中，更有千頭萬緒湧上心頭。
許世友病更重。
就在病體中，反張國焘路線的鬥争在繼續擴大化，已波及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們甚至部份中級幹部。
這些飽受冤屈的戰友們是帶着滿腹的冤屈去看望他的一貫信賴一貫依仗的許世友，傾吐冤屈，唯有哭。
“我病體中，鬥争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
這時，四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幹部，都來看我，沒有一個不哭的。
一連這樣三天，尤其是軍級、師級幹部的哭，對我影響很大，過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覺沒有出路……” 這是許世友後來對當時情景的回憶。
戰友們哭，許世友也哭，哭着哭着，許世友再也無法哭下去了。
但開始痛定思痛，開始思考出路。
也就是說，他已失望到了極點。
那是在極度痛苦中的考慮再考慮，這畢竟是件天大的事。
他想到了離開延安。
離開延安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離開中央，離開毛澤東。
許世友是再三苦思，方才作出決定： “我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他們來看我時，我對他們說：我們回四川去，那裡有劉子才，他們有一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在這裡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
我們到四川去叫他們看着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
願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 他考慮得既仔細又周全，就象打一次戰役般進行策劃： “我們準備步行七天七夜通過陝北到四川漢中靠巴山會合劉子才部再說。
一切計劃都是我作的，路線也是我劃的。
還有給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準備4月4日夜10時出發。
” 他和願意一塊走的紅四方面軍的20多個團級幹部、兩個營級幹部、6個師級幹部，5個軍級幹部商定，他們不帶張國焘、何畏、周純全一塊走，因為他們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騎馬。
他們的計劃很缜密也很機密，他們在不動聲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準備，等待出發時間的到來。
4月4日。
許世友悄悄從醫院回到抗大，派出吳世安和兩名警衛員先行出發，到城外做好接應準備工作。
幹糧已準備好，行裝也已準備好，隻等太陽落山，黑夜降臨。
下午4時許，日已有點西斜。
許世友正從窗口望日頭，更細地盤算出走的每一個環節，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盡量不與衛兵發生沖突，盡量不傷人。
這時，他發現陝甘甯邊區政府保衛處處長周興，氣勢洶洶帶領一大批保衛人員，進入抗大，包圍了學員隊的宿舍和教室。
保衛幹部們一個個荷槍實彈，槍口，就直對着門和門内的人。
他看見，保衛處長周興在門外點名，叫出一個人來，就由保衛人員馬上捆綁，然後押走。
一連被點出的十幾個人，全被五花大綁。
豆大的冷汗突然從許世友的腦門冒出。
他發現，被五花大綁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計劃敗露。
這時，他的宿舍也被包圍。
至少一個班的保衛人員堵住了房子的前後左右，手中的快慢機駁殼槍全張着大小機頭，手指緊扣扳機。
他頭一暈，胸一挺，開門走出。
兩名保衛人員手提麻繩沖上，就想給許世友上綁。
許世友左右一推，兩名保衛人員連打幾個趔趄被推開數尺外。
“老子自己走……”許世友吼道，雙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個保衛人員一擁上前，帶隊的用槍指住許世友的頭，大叫：“不許動，再動就開槍了！我們奉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誰也不準違抗，否則後果自負！” 槍口下的許世友冷靜下來，不再輕舉妄動。
許世友先是被綁，後又加上腳鐐手铐。
許世友被押走，邊走邊大罵，罵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話，很難聽的話，其中有些話指名道姓罵毛澤東。
後來，對于這次被帶上腳鐐手铐的抓捕，許世友是輕描淡寫地回憶：“當天下午4時，黨中央發覺我們要走，把我們叫去問，我就從頭到尾的有什麼說什麼。
” 對那位當時他尚還不知道是誰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罵，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憤怒與仇恨。
後來，他才知道，他所罵的人是王建安。
這次轟動一時的“延安暴動”事件，作為黨内的重要機密一直未公開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數十年後，當時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憶的《許世友在延安受審真相》，是真正的，實事求是的曆史事實： 4月3日(此處與許世友的回憶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氣晴朗，學校放假休息，教職員、學員們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涼山和寶塔山等地去玩了。
我因為有些事要做，沒有外出。
上午八點鐘左右，校黨總支書記鄧富連(現名鄧飛，曾任國家糧食部副部長)突然跑來找我，他神情緊張，上氣不接下氣，急急忙忙告訴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來，他剛接到第二隊的黨支部書記，校黨總支委員謝富治的報告：在“抗大”學習的少數四方面軍的軍、師級學員，由于不滿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受張國焘拒不承認錯誤的影響心懷不滿，由許世友領頭，王建安、洪學智、陳再道、朱崇德、劉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軍師級幹部參與，密謀帶領每人身邊的武裝警衛人員共二十多人，攜搶逃跑。
他們準備當晚午夜舉事，殺死×××，然後從北門城邊牆腳下的水溝爬出去(因為城門有哨兵)，到山中打遊擊。
這是他們平時就偵察好的。
水溝能同時爬出兩人，可以避免被城門口和牆上的哨兵發現。
王建安(軍長)是參與者，後來他覺得這一行動太不應該，認識到黨内矛盾可以在黨内解決，何必用暴力？況且又要殺死某某，這不是叛變革命嗎？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政治上沒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險。
所以他決定不走了。
上午，當許世友問他準備情況時，他說有病不能走了。
但他們逼他一定要走，否則采取強制措施。
這樣，王建安感到兩頭為難。
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險。
經過仔細考慮，不得不親自問謝富治揭發了事變陰謀。
當我聽鄧富連講完這件事後，心情也非常緊張。
自紅軍成立以來，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真是破天荒了……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冷靜考慮一下，決定讓鄧富連同志留下，注意繼續了解情況，觀察動靜。
同時，我去找劉亞樓、傅鐘等校領導。
跑了幾處，都沒找着，于是隻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長。
得知他在毛主席處開會，我即去找他。
主席住在鳳凰山腳下的石窯洞裡，離學校不遠，隻過一條街，很快就到了。
我向林彪詳細報告了此事，他讓我回校，不動聲色，注意了解新的情況，并做好防備。
待向毛主席和中央報告後，再回校處理。
這樣，我便急忙回校了。
好在時間還有，隻要消息沒走漏出去，不至于立即
他們簡直無法相信這已是事實的噩耗，才短短四個來月，他們兩萬多來自鄂豫皖，來自川陝，英勇善戰，情同手足的戰友，就這麼一去無回，戰死黃沙。
他們一遍遍地回憶所熟悉的戰友的音容笑貌，呼喚戰友的姓名。
接着又是大哭。
哭得林彪都無法控制全場秩序，隻好宣布暫時散會。
許世友是哭得肝膽俱碎，不能自持，根本無法行走，他是被戰友們攙扶着回到許世友住處的。
整整一天，水米不進，隻是思念戰友。
思念中，更有千頭萬緒湧上心頭。
許世友病更重。
就在病體中，反張國焘路線的鬥争在繼續擴大化，已波及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們甚至部份中級幹部。
這些飽受冤屈的戰友們是帶着滿腹的冤屈去看望他的一貫信賴一貫依仗的許世友，傾吐冤屈，唯有哭。
“我病體中，鬥争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
這時，四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幹部，都來看我，沒有一個不哭的。
一連這樣三天，尤其是軍級、師級幹部的哭，對我影響很大，過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覺沒有出路……” 這是許世友後來對當時情景的回憶。
戰友們哭，許世友也哭，哭着哭着，許世友再也無法哭下去了。
但開始痛定思痛，開始思考出路。
也就是說，他已失望到了極點。
那是在極度痛苦中的考慮再考慮，這畢竟是件天大的事。
他想到了離開延安。
離開延安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離開中央，離開毛澤東。
許世友是再三苦思，方才作出決定： “我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他們來看我時，我對他們說：我們回四川去，那裡有劉子才，他們有一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在這裡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
我們到四川去叫他們看着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
願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 他考慮得既仔細又周全，就象打一次戰役般進行策劃： “我們準備步行七天七夜通過陝北到四川漢中靠巴山會合劉子才部再說。
一切計劃都是我作的，路線也是我劃的。
還有給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準備4月4日夜10時出發。
” 他和願意一塊走的紅四方面軍的20多個團級幹部、兩個營級幹部、6個師級幹部，5個軍級幹部商定，他們不帶張國焘、何畏、周純全一塊走，因為他們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騎馬。
他們的計劃很缜密也很機密，他們在不動聲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準備，等待出發時間的到來。
4月4日。
許世友悄悄從醫院回到抗大，派出吳世安和兩名警衛員先行出發，到城外做好接應準備工作。
幹糧已準備好，行裝也已準備好，隻等太陽落山，黑夜降臨。
下午4時許，日已有點西斜。
許世友正從窗口望日頭，更細地盤算出走的每一個環節，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盡量不與衛兵發生沖突，盡量不傷人。
這時，他發現陝甘甯邊區政府保衛處處長周興，氣勢洶洶帶領一大批保衛人員，進入抗大，包圍了學員隊的宿舍和教室。
保衛幹部們一個個荷槍實彈，槍口，就直對着門和門内的人。
他看見，保衛處長周興在門外點名，叫出一個人來，就由保衛人員馬上捆綁，然後押走。
一連被點出的十幾個人，全被五花大綁。
豆大的冷汗突然從許世友的腦門冒出。
他發現，被五花大綁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計劃敗露。
這時，他的宿舍也被包圍。
至少一個班的保衛人員堵住了房子的前後左右，手中的快慢機駁殼槍全張着大小機頭，手指緊扣扳機。
他頭一暈，胸一挺，開門走出。
兩名保衛人員手提麻繩沖上，就想給許世友上綁。
許世友左右一推，兩名保衛人員連打幾個趔趄被推開數尺外。
“老子自己走……”許世友吼道，雙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個保衛人員一擁上前，帶隊的用槍指住許世友的頭，大叫：“不許動，再動就開槍了！我們奉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誰也不準違抗，否則後果自負！” 槍口下的許世友冷靜下來，不再輕舉妄動。
許世友先是被綁，後又加上腳鐐手铐。
許世友被押走，邊走邊大罵，罵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話，很難聽的話，其中有些話指名道姓罵毛澤東。
後來，對于這次被帶上腳鐐手铐的抓捕，許世友是輕描淡寫地回憶：“當天下午4時，黨中央發覺我們要走，把我們叫去問，我就從頭到尾的有什麼說什麼。
” 對那位當時他尚還不知道是誰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罵，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憤怒與仇恨。
後來，他才知道，他所罵的人是王建安。
這次轟動一時的“延安暴動”事件，作為黨内的重要機密一直未公開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數十年後，當時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憶的《許世友在延安受審真相》，是真正的，實事求是的曆史事實： 4月3日(此處與許世友的回憶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氣晴朗，學校放假休息，教職員、學員們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涼山和寶塔山等地去玩了。
我因為有些事要做，沒有外出。
上午八點鐘左右，校黨總支書記鄧富連(現名鄧飛，曾任國家糧食部副部長)突然跑來找我，他神情緊張，上氣不接下氣，急急忙忙告訴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來，他剛接到第二隊的黨支部書記，校黨總支委員謝富治的報告：在“抗大”學習的少數四方面軍的軍、師級學員，由于不滿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受張國焘拒不承認錯誤的影響心懷不滿，由許世友領頭，王建安、洪學智、陳再道、朱崇德、劉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軍師級幹部參與，密謀帶領每人身邊的武裝警衛人員共二十多人，攜搶逃跑。
他們準備當晚午夜舉事，殺死×××，然後從北門城邊牆腳下的水溝爬出去(因為城門有哨兵)，到山中打遊擊。
這是他們平時就偵察好的。
水溝能同時爬出兩人，可以避免被城門口和牆上的哨兵發現。
王建安(軍長)是參與者，後來他覺得這一行動太不應該，認識到黨内矛盾可以在黨内解決，何必用暴力？況且又要殺死某某，這不是叛變革命嗎？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政治上沒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險。
所以他決定不走了。
上午，當許世友問他準備情況時，他說有病不能走了。
但他們逼他一定要走，否則采取強制措施。
這樣，王建安感到兩頭為難。
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險。
經過仔細考慮，不得不親自問謝富治揭發了事變陰謀。
當我聽鄧富連講完這件事後，心情也非常緊張。
自紅軍成立以來，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真是破天荒了……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冷靜考慮一下，決定讓鄧富連同志留下，注意繼續了解情況，觀察動靜。
同時，我去找劉亞樓、傅鐘等校領導。
跑了幾處，都沒找着，于是隻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長。
得知他在毛主席處開會，我即去找他。
主席住在鳳凰山腳下的石窯洞裡，離學校不遠，隻過一條街，很快就到了。
我向林彪詳細報告了此事，他讓我回校，不動聲色，注意了解新的情況，并做好防備。
待向毛主席和中央報告後，再回校處理。
這樣，我便急忙回校了。
好在時間還有，隻要消息沒走漏出去，不至于立即
